龚斌: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日子

朱永嘉

  1970年下半年,因“文革”停止招生的一些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当了两年知青后,由于在农村“表现好”,被推荐、选拔为首届“工农兵学员”,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自然非常兴奋。

  大概一年后,复旦中文系分为评论、创作两个专业。我喜欢创作,几乎不加考虑,就报名进了创作专业。不久,我被上面“相中”,为市委写作组效力。为什么全年级八十多号人,独独看中我,内情当时无人告知,迄今也无从追问。猜想可能是上面认为我政治条件好,是党员,“家庭出身好”,又是货真价实的高三毕业生,写作基础也好。

  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舆论阵地,与北京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南呼北应,同是江青一伙控制的写作班子。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掀起阵阵恶浪,是恐怖年代的政治毒瘤,已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在40年前,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威权政治掌控的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打手,规定、指导全市所有的文化、教育、宣传机构的导向,胡作非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先是写评论文章。1972年9、10月间,市委写作组成员刘某、林某,以及W老师、《虹南作战史》作者陈某与我,几个人到市委写作组写评论文章。一到那边,写作组的工人作家肖木就布置任务:通过评论当时出版的《虹南作战史》、《金光大道》、《江畔朝阳》等几部长篇小说,写出“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确立所谓“文艺创作必须为路线斗争服务”、“生活必须服从路线斗争”等极左观点。

  市委写作组在康平路。这条路靠近徐家汇,从复旦过去单程也要一个半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写作组的头叫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历史系的一个中层干部。可能在为姚文元炮制《评海瑞罢官》一类阴谋黑文中出了力,受“四人帮”青睐,成了市委写作组的头。其人个头大,不苟言笑,挟威自重,官步不慢不紧,让人一见生畏。夜里十点钟左右吃夜宵,偶尔看见朱总管排队在我们前面。他端着食品转身,W老师立刻满脸堆笑,眼镜后面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哈着腰,亲热地叫:“老朱。”老朱不搭话,点点头,表示已听见下属的问候。我跟着老师后面,自然用不到凑上去献笑脸。再说,一个区区工农兵学员,也轮不上问候领导。自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末,时断时续,我在市委写作组一年多时间,很少见到朱总管的面。

  参加《珍泉》的创作

  我在写作组最主要的任务是参加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剧本以反映地质队寻找地下水为题材,讴歌为祖国建设而贡献青春的先进人物。写作组专门搞一个创作班子,写这样一个剧本,意图是以“样板戏”为榜样,拍一部有影响的电影,彰显“革命文艺路线”的成果。1972年2月,现代京剧《海港》演出本发表,同时发表大幅剧照、评论文章。同年3月,现代京剧《龙江颂》的剧本及剧照发表。9月,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演出本在《红旗》杂志发表。江青把持的文学艺术领域集中展示“样板戏”的“伟大成果”。市委写作组组织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班子,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1972年12月初,《珍泉》创作组正式开始活动。先去上海郊区住金山张堰镇,熟悉和采访水文地质大队。12月下旬,创作组一行四人出发去安徽,采访南京江浦解放军某工程兵部队,参观马鞍山上海在江苏的工程项目九四二四工地,随后来到铜陵新桥矿。

  回上海后,任务重重地压在我的肩头。组里决定先写个初稿,并要我来写。我早就料到事情会这样。我逃不了,反正都得写。于是从1973年2月下旬开始,根据采访所得材料,构思剧情和人物。不用说,剧本以“样板戏”为榜样,主题是先行的,“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必须遵循的,英雄人物是必须高大的。

  3月下旬,剧本完成了一半。硬着头皮上,结果必然苦不堪言。大概在4、5月间,总算写完了剧本的初稿。当把它交给组里时,觉得彻底轻松,好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裹。至于剧本的主要英雄人物是谁,情节如何,矛盾冲突又如何,早忘得一干二净。

  5月初,剧本移交到市委写作组。肖木看了,提了不少意见,要求重改一遍。肖木的意见大多中肯,我觉得他的水平不差。修改的工作好像是W老师担当,我过着如释重负的快乐生活。

  5月下旬,第二次外出采访。组里原来四个人,这次又多了一个小青年,二十岁出头,圆脸,有点胖,看上去浮肿的样子。一对小眼睛,好像永远睁不开,且目光浑浊。他到剧本创作组没有具体任务,我不明白为什么来这么一个陌生人。

  第一站到南昌,采访郊区的一个地质队。记得就是在这里,我和新来的陌生人讨论“样板戏”问题。我说:“‘样板戏’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三突出’实际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陌生人把江青的“三突出”奉若神明,坚定地维护“样板戏”,最后同我争论起来。我当时读马恩列斯的文艺理论,读别林斯基和丹诺的《艺术哲学》一类书,眼界稍有开拓,觉得“样板戏”太过程式化,未必符合艺术规律,不能以此规范所有的文艺作品,心里不承认“样板戏”的艺术水准超过莎士比亚,超过契诃夫和雨果。各种宣传机器纷纷赞扬“样板戏”是艺术高峰,比文艺复兴还伟大,在我看来是自说自话。年轻气盛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对“样板戏”发不敬言论,陌生人则维护“革命左派”的理论,反驳我。我对他说:“有些问题不好讲,以后再讲。”陌生人随身带着很厚的马列著作,我也不以为然,觉得走这么远的路,应尽量轻装,不宜带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书。

  结果,翌年我遭遇厄运,那个陌生人揭发我污蔑马列著作是“砖头”。后来朱永嘉整我,最主要的罪名就是“攻击江青,攻击样板戏”。当批判会上吃惊于自己居然还有攻击马列著作是“砖头”的罪名时,方才若有所悟:陌生人是有来路的,并且负有一定的使命。

  由南昌到瑞金,江西909地质队就在这儿,是重点采访的地方。瑞金的采访工作结束,由赣州至广西柳州,再到巴马瑶族自治州县,然后绕道南宁再至柳州,经长沙、武汉回上海。从5月下旬至7月上旬,前后四十余天。

  对“写作组”产生反感

  外出回来没几天,开始放暑假,同学们陆续离校。这时,女朋友来信了,问我何时放假。我因电影剧本要讨论,不能走。已经是7月下旬了。康平路的林荫道上满是火热的阳光画出的梧桐树叶的影子,凌乱斑驳。我在路边彷徨,特别烦躁,真觉得一天也待不下去。最后,终于向剧本创作组提出我要回家。W老师说剧本还要讨论和修改,劝我再留一段时间。我听不进去,执意要走,公然声称暑假是国务院规定的,是学生的权利。他们不同意,不同意我也走了。这件事,到了次年的春天,成了我“犟头倔脑”的证据。

  其实,我以放暑假为由,不愿在市委写作组多待一天,有多种因素。想回家,回到女朋友身边,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惟一的。我未曾明言,也不敢明言的,还有其他因素。

  一是以为这个剧本难改,也没水平改。“样板戏”当然是“尽善尽美”,高不可攀。我是工农兵学员,初次写电影剧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出初稿,已经尽力。创作组里有我的老师,有资历比我深的人,让他们来打磨剧本好了。

  二是我不敢讲的原因,即对当时掌管文艺的一伙人有看法。在市委写作组,我绝对是边缘人物,是来接受锻炼和培养的小人物,绝对不可能闻知重要的机密。但那种舞文弄墨的氛围,自诩左派的狂妄,常常有的一种“策划于密室”的诡异,多少能感觉到一点。譬如耳边会飘过“(张)春桥同志讲”、“(姚)文元同志昨晚来电话说”之类的消息。每当有这类消息,这里的气氛就亢奋、紧张起来,大家忙着写文章贯彻上面的指示。随之,报上掀起阵阵浪涛,蛮横、凶险,简直要席卷一切。我觉得这儿很像台风之源,一些人在兴风作浪,当今文化艺术界“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全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与张春桥、姚文元一帮“笔杆子”有密切关系。

  “文革”初期,我是个思想激进的红卫兵,忠诚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同样舞文弄墨,写了许多大字报,实际上也是极左路线的鼓吹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渐多,阅历渐丰,加上山川胜景的自然美熏陶,开始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大好形势”并非“大好”,“样板戏”并非十全十美,江青的“三突出”至多是一家之言……完全说不上清醒,不过是昏睡之后的刚刚苏醒。以前是盲从,现在懂得了质疑。良知安顿在我的心里,被人任意左右的头脑逐渐变得正常。

  厄运很快降临

  1974年1月,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我回到了复旦,响应上面的号召,考虑如何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一天,W老师通知我:“市委写作组要你去国棉二十一厂写中篇小说,征求征求你的意见。”我想,既然征求我意见,则说明并不是命令。况且,快要毕业了,两三个月时间也写不成中篇小说。于是回答W老师:“我不去。”我不想去的潜在原因还是上面所讲的,看不惯市委写作组,甚至看不惯整个中国的文艺界现状。或许别的工农兵学员梦寐以求想进市委写作组,羡慕我的“受重视”,但我却感觉不自由甚至痛苦。

  过了几天,积淀在内心的厌恶终于形之于声色,我在宿舍里吟了李白的两句诗:“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不解气,又骂一句:“文霸!”殊不知,我的吟诗和骂语被崇明老乡N偷偷记在笔记本上。

  厄运很快降临。

  1974年3月,由市委写作组头头朱永嘉策划和操纵的围剿开始了。这是大象对蚂蚁的攻击,用大炮轰击蚊子,用牛刀杀鸡,用集团军搜捕一个散兵游勇。

  也难怪朱永嘉要用大炮轰击我。一个小小的工农兵学员,抬举到了市委写作组,不仅不知感恩,反而以吟李白的诗以示傲骨,骂自己为“文霸”,这还了得?这不是“右派言论”吗?岂不是脑后长了“反骨”!

  突然而至的打击,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批林批孔”,居然批到了一个无名的学生头上。整整两个月,复旦中文系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联系实际”,批一个普通的工农兵学员,宣称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斗争。回想半年前,我是多么坚决拥护、积极响应“批林批孔”,岂料没多久,我自己也成为“复辟倒退”的代表。好一个黑色幽默!

  差点被打成“反动学生”

  1974年3月初,课已停止,快要毕业分配。虽然不知道分配的结果,但我很乐观,以为凭政治条件和学习成绩,不到北京,也可能会留校。突然而来的事件,证明我的自我感觉不啻是梦想,分配给我的几乎是一顶“反动学生”的帽子。

  古谚云:“山雨欲来风满楼。”但事实上,山雨欲来之前,几乎没有风,我浑然不觉。这年2月,我还给女朋友写信,问:你们那边“批林批孔”紧张吗?希望你能跟上形势。真是莫大的自我讽刺!

  朱永嘉搞政治运动当然是内行,打倒一个学生易如反掌。他以批林批孔须联系实际为名,向下面煽风点火说,学生中的右派言论也要批。他的话在复旦等于圣旨,谁敢不执行?中文系派人调查、收集我的“复辟倒退”的言论,连芝麻大的都捡起来,然后锻炼罪名,准备开动学校广播台造声势,刷大幅标语、大字报“振军威”,逼我“交代问题”。如果态度不好,则开除党籍和学籍,遣送回乡。

  从3月15日开始,组织教师、学生围剿,批判会、“帮助会”、检查会接踵而至。我成了“复旦中文系复辟倒退的典型代表”。平日与我谈得拢的几个同学,都不言不语,心事重重。我眼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以异样的眼光躲避我。不意一夜之间,昔日的“革命小将”,成了革命的对象,面对老师与同学的揭发批判。

  政治暴力在中文系肆虐。一次一次的“帮助会”、批判会上,一些老师和同学怀着“批林批孔”的“革命激情”,揭发、批判我,个别积极分子还能“火线入党”。平日与我观点相近,交往较多的上海同学C、浙江同学C,也受我的牵连。中文系党总支、支部不断向上海C施压,要他作所谓旁证。C不愿写,上面硬逼着写,并以不写就不能入党相威胁。党总支不放过浙江C,要他作旁证,写检查。“文革”结束后,我同他见过几次面,每次都觉得有一种歉意。城门失火是我的事,为什么要殃及他,使他终生不得志……

  3月26日,终生难忘的一天。

  生物楼的大教室里坐满了人。中文系的全体师生以及全校各系的师生代表,大约有三四百人,围成一大圈。会议议程是先由我检查,然后接受批判。会上,最主要的两个人物,是两个崇明老乡。一个是我,因言论罪受批判。一个是N,坚定的“革命派”,在小本子上偷偷记录了我的“反动言论”。今天,积极分子终于亮相,公开他那个机密本子,接受“批判批孔”的考验了。他慷慨激昂,把笔记本上的材料有力地抛出来:某月某日,在场的有某某、某某。某月某日某地,又说过什么。真是精确至极的打击,我虽忍受过多次,但每次都感到不寒而栗。在场的数百个师生,对我老乡的慷慨陈词和坚定的革命立场,自然刮目相看,印象深刻。谁能对背后偷偷记录他人言行的勾当不感觉恐惧?他对我的精确打击,诚然让我很受伤,但我受伤一时,他却受伤终生。因为他精确打击了我,也精确打击了自己的人格和品德。这是后话。

  会后,有几个同学偷偷告诉我,朱永嘉是发了慈悲的,本来要开全校批斗会。后来查下来,我出身贫农,家里母子三人都是共产党员,以前又没犯过错误,加上认识态度比较好,才缩小了会议规模。知悉内情的人更是直言不讳地对我说:“要是你到国棉二十一厂写中篇小说,就根本不会有搞你这件事。”后来,中文系总支和创作专业的老师几次向我吐露:“搞你的是朱永嘉,不是我们。”

  我的“罪状”

  这次批判大会之后,中文系取得了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我则被丟在一边,责令认真修改检查书。检查书已经改了多遍,但总是不深刻,总不能令他们满意。什么文章最难写?恐怕是检查书了。与检查书比起来,论文、小说、诗歌简直小菜一碟。

  我独个儿坐在宿舍里,对着书桌上的一堆报告纸发呆。下意识地看看手中的圆珠笔,竹制的笔杆被手指磨得油光锃亮。报告纸上的每一页都涂改得面目全非,自己辨认也觉吃力。我究竟犯了什么天条,罹此大祸?为保持历史真相,下面抄录我在1976年11月给驻上海中央工作组的申诉信:

  一、所谓攻击“文化大革命”。我曾在宿舍里和同学议论:“‘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八年了,有些地方还在武斗,看来政局不稳。”又说:“现在的批判文章是千篇一律。”

  二、所谓攻击、贬低“样板戏”。我说:“‘样板戏’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三突出实际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三、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某同学在宿舍里说:“江青同志在文艺上不一定都懂。”我马上接着说:“江青同志是不一定都懂么。”

  除这三条之外,我还讲:“过去的干部是枪杆子打出来的,现在的干部是笔杆子摇出来的。”暗指张春桥、姚文元、“梁效”、“罗思鼎”之流文化打手。

  以上便是我的言论罪的主要“罪状”。上述这些言论,其实许多同学都说过,我仅仅是更敢说,一直说到市委写作组而已。而且,就这么几句言论,根本不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与遇罗克言论的石破天惊相比,简直是小儿语。我质疑“样板戏”,质疑江青的“三突出”,质疑她的“文化旗手”的光环,完全是阅读和思考的结果,仅仅是表示一点怀疑,决不是“攻击”。江青是何许人?我岂敢“攻击”?

  这次批判、“帮助会”开过之后,系里常派人来看着我。我说,你们一直看着我干什么?他们说,防止出意外,你不要想不通。我微微一笑说,不用守着我,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他们大概认定我绝不会轻生,以后就不来了。这样,我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在漫无方向的走动中疗养心中的伤痛。

  快要毕业离校了,同学们都在做准备工作,我却不能毕业。为了免得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从3月中旬至5月中旬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常常走到复旦后面偏僻的一隅,自我流放。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夜晚,有时走,有时停,有时清醒,有时迷茫,如一个孤魂。

  “待分配”的煎熬

  1974年4月,复旦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系里宣布了分配方案:有几个留校,有几个到北京,大多数“哪里来,哪里去”。回到原来所在的省市,由当地有关部门再分配。只有我,“待分配”。据我出事之前听来的朦胧的消息,我很有可能留校或者由国家统配。我认为,如依据学业的优劣,让我留校或去北京,理所当然,恰如其分,不算优待我什么。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我的预期及自负击得粉碎。我变成苦苦等待发落,祈祷不要给顶“反革命”的帽子,哪怕回乡种田务农,过一辈子清贫但太平的日子。

  公布分配方案的会议刚结束,系总支和工宣队找我谈话,问我对分配方案有什么想法。我说:“没什么想法,希望尽快处理我的问题。”他们说:“我们也很急,希望你不要反复。”所谓“不要反复”,意思是不要翻案不承认错误,免得事情更复杂。半是警告,半是安慰。泰山压顶,我被压得动弹不得,还有力量“反复”吗?

  4月初的一个午后,拍毕业照了。春阳明媚,校门对面的南操场北端的草坪新绿竞出。拍照之前,同学们三三两两说着话,笑容阳光般的明丽。只有我游离于众人之外,一脸阴霾。3月26日批判检查会的情景,挥之不去。拍照时,我拖着沉重的双腿,站在后面,面无表情。回到宿舍,有人来统计需要毕业照的人数。我答道:“不要。”我不要复旦的毕业照,这张照片已经深深地刻录在我的脑海中,抹也抹不去。要它干甚?

  4月26日,大礼堂(即相辉堂)里召开全校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生欢送大会。会议结束,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在会场的走道里等党委书记侯占民。侯由台上走下来,我迎上去说:“侯书记,我想同你说几句话。”侯书记猜到我要跟他谈什么,回答说:“现在没时间。你的毕业稍微等一段时间,我们还会找你谈的。”

  确实,他们已经找我谈过了。在中文系公布分配方案那天,系总支找我谈过之后,Y老师也到宿舍找我谈话:“党委对你的问题很重视,我们支部还要写个关于尽快搞好你毕业分配的请示报告。你心里不要太急,稍等几天。”又说:“党内也许要处分,也许校党委研究后认为既然认识了,也就算了。”

  来自老师和同学的保护

  校党委、系总支究竟如何研究处理我,当然非我所知。到了“四人帮”粉碎,朱永嘉被审查,通过Y老师的揭发,我才知道底细。原来,朱永嘉迫害我以后仍不歇手,不放我走,说等运动结束后再处理。又说,等请示徐景贤(“四人帮”余党,时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等他点头”才能放人。对于朱永嘉的做法,中文系总支、支部及许多教师很反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他们一致认为我出身好,学习好,历史清白,为人正直,这样对待一个入世未深的年轻人,太过分了。于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把我尽快从复旦放出去。

  36年后,到了2010年的春天,女同学J告诉了我一些内幕:她作为学生代表,结合进了系领导班子。在中文系研究如何处分我时,代表学生发了言,大意是:龚斌的言论主要是对江青同志、对“样板戏”有看法,就这么几条材料。议论的场合多数在宿舍,有的是范围很小的讨论会上,说不上是“散布”,所以不产生实际影响。他出身好,学习很努力,治病救人,不要过重处理。最后我被从轻发落,与当时的系总支、创作专业的一些老师的保护有关。我对他们不仅没有怨恨,甚至心怀感激。在危难时刻给我帮助的老师和同学,至今仍记得他们。

  5月10日晚上,支部召开会议,宣布处理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这是最轻的党纪处分,出乎我的意料。我庆幸没有成为“反革命”。至于我为什么会遭到迫害,深层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得了处分还要心怀感激,为什么可以随意把稍有不同见解的人说成“错误思想”,可以利用权力动员群众整他,法律依据何在,人有没有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权利……所有这些问题,当时不可能思考,更不可能达到深入思考的水平。那是一个不让人思考的时代,独立思考是有罪的。

  离开伤心之地

  5月17日中午,在我中学时的好朋友的帮助下,终于离开复旦,踏上了吴淞开往崇明南门港的轮船。望着万顷江波,回想三年前也是在这条航线上来复旦,何等踌躇满志,而如今凄凄惶惶,免不了生出一些伤感。

  回故乡几天后,我拿着复旦党委组织部的接转关系的介绍信,来到县委组织部,经办人给我开报到单位的介绍信,信上赫然一行字:堡镇崇明化工厂。两个月来为分配忐忑不安,现在靴子终于落地。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毕业后做了工人,“哪里来,哪里去”,并且还收获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命中注定我要当两年半的工人,让我再尝尝人生的艰辛,再吃吃中国政治的苦头。

  艰难的路还刚刚开始。莫测的苦难正等着我。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