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塔里木的上海知青(连载五)

第三部分:我们进疆后的事

十一、欢乐的聚餐

  还记得我们上海江浦街道知青中队里有一个小队,21个人被分配到七团三连的事吗?他们是青一色的男知青,到新疆后,亲人们都不在身边,我们一起进疆的知青们就是亲人。他们在三连工作,三连的伙食比我们好,而且不定量。在这21个人中,有位中队长他叫周经鹏(后来他当了文教、升任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务)。在他的筹划和组织下,邀请我和二连的十几位上海女知青去三连联欢,这21个人一起动手为我们筹办了一桌丰盛的午餐。二连距三连约9里路程,那天是个休息天、天气晴朗,阳光高照。我们十几个女知青一路说笑着,不知不觉一会儿功夫就到了三连。主人为了表示热情,专门派了

  十几个男知青,在三连大路口等着我们呢。当我们走进他们宿舍时,只见他们已在房间里用床板搭起了一个长方形饭桌,上面早已摆好了丰盛的各色菜肴。记得有野兔、野鸡、新鲜蘑菇、大草鱼、肉头鱼、炒鸡蛋、洋芋丝、猪蹄子、猪耳朵等等,看得我们都傻眼了,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上海的家里。浓浓的亲情、纯真的友情袅绕在我们心头。大家用大白瓷缸,以水代酒,相互祝福、相互勉励。祝福过后,大家又各显才艺,说地说、唱地唱、跳地跳……真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欢乐午餐啊!最值得一提的事,是三连指导员杨治福也来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听说他老婆王安明班长还送来了许多食物和各类蔬菜。这说明,老职工们和我们上海知青们早已打成了一片。他们对我们真是关心有加啊!

  饭后,我们十几个女知青发挥了女性特长,把他们男知青的衣被、床单、臭袜子等全洗得干干净净。凉晒过程中,大家的说笑声、欢笑声、歌唱声汇成了一曲动听的歌,响彻在三连大院的上空。

  后来我们才得知,是周经鹏他们二十几个男知青一起凑了份子钱,请三连司务长到附近维吾尔族老乡那里买的野兔、野鸡和鱼。蘑菇是他们在附近大胡杨林子里和条田里捡拾来的。为了友谊、为了日子过得更加欢乐些,他们真是动足了脑筋,费了一番心思啊!

十二、(我首次回沪)特殊任务、不平常的接见

  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上午,我正在和上海知青战友们在田间干劲冲天地平地,只见樊明光场长来到了我们干活的地头,他微笑着蹲在地头,看我们干活。平时,他也常常到田间地头来指导我们知青干活、并看望、鼓励大家的。我们并没感到有什么意外。等我们休息时,他才站起来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上午场党委开会决定,要派你们的朱排长、朱根娣去上海,接又一批上海知青到我们农场来。”他的话刚一说完,我和我们排的知青们都欢跳起来了。这个说:“你替我去看看我爸、我妈和哥、姐,”那个说:“你回家一定要去看望我爷爷、奶奶、弟妹……”最多的人还是托我回来时,能给他们多带点生活用品和吃的来,我都一一答应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团党委派了辆专车,专送我和我团另一个上海知青李素兰一起去阿苏克农一师司令部集合。

  这次,到司令部集合的知青共有39人。我们都是从各团场抽选出来的上海知青代表。师里还派了三位带队领导,其中一位是师中学校长罗秀芳同志。这次派我们去上海的任务,就是要我们现身说法再去动员一批上海知青,来支援新疆兵团的屯垦戌边建设。我们在阿克苏农一师招待所居住、学习,被师里领导们培训了六天。师党委要求大家回沪作报告时口径一致,必须要按师党委统一印发的材料去演讲。3月12日我们乘车从阿克苏出发去新疆省会乌鲁木齐市。经过三天的路程,我们来到了三面环山美丽的乌市。乌市的火车站建在半山腰上,那种壮美、秀丽的景色是全国唯一的。远眺过去,仿佛火车站就像是半空中的海市蜃楼。我和各位知青们都赞不绝口、连连称奇。

  3月16日上午,在乌市天山宾馆里,当时担任中央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将军接见了我们39位知青代表和三位带队干部。讨论会上,王震亲切地和我们知青代表们交谈,并一一和我们握手。王震将军握着我的手时,我心里激动不已,一时间不知说什么是好。只听到王震将军说:“你们现在还有什么疑问要问我的吗?我马上可以回答你们。”我一个激动,乘他还握着我的手时,我立马就问:“我们师里印发的讲稿写得“生活水平”部分,有点太好了、不真实。”(因为当时我们团场“生活水平”不太好。)他松开我的手,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说:“你这个小姑娘啊,有点笨,但你很勇敢,能说真话。”我来告诉你吧:“你们师里发的文件上,说的“生活水平”,那是你们全师各团、各连、每个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啊!明白了吗?”当时我恍然大悟。连忙点头回答说:“知道了、明白了。原来如此啊!”对王震将军说的话我深信不疑。后来,到了上海,我还在每次演讲会上,说出我和王震将军之间的对话呢。

  64年3月20日,我们一行人到了上海,大家都住进了上海团校。我和鱼珊玲同住一个宿舍,我们俩还是上下铺邻居呢。我们每天外出到上海各个区、各个街道去宣传演讲,去动员上海知青到祖国边疆去参加建设。3月26日,我们还到上海电视台去演讲、并合唱了几首新疆民歌。第三天的新民晚报上还刊登了我们39个人合唱的照片。

  64年(五一劳动节前夕)4月28日下午,王震将军在上海大厦的大礼堂里又一次接见了我们39位知青代表和带队干部们。他鼓励大家好好宣传,多为开发大西北、开发新疆出力。还询问我们工作中碰到什么困难吗?他待人非常和蔼又平易近人,直到今天我仍然难以忘怀当年的王震部长。

  64年4月28日下午,当中央农垦部长王震在上海接见我们新疆的上海知青的时候,国家总理周恩来同志也在上海接见上海市的劳动模范。我的父亲朱三宝同志,那年被评上了上海区级和市级的劳模。那天下午我父亲被周总理接见了。那天我父亲激动万分、感到非常幸福。会后我父亲还到团校来找我,高兴地告诉我周总理接见他们市级劳模的好多事,还告诉我总理接见他们时说的话。当时,我父亲的兴奋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父亲是上海国营针织厂的普通一个工人,那年他光荣地被评为上海市市级劳动模范。

  我还记得64年4月下旬的一天,有一个新民晚报的记者来采访我。他问了我在新疆工作和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我都一一如实回答了他,同时我还把我在新疆写的日记本给他看了。没过几天,上海新民晚报就登出了一篇《姐姐的辫子》的文章。记得文章的大概内容是写我们上海知青在新疆工作、生活的几个片段。其中有一段就写我在塔里木农场为了帮助一个男知青理掉“奶油大包头”和他一起理发,剪掉自己长辫子的故事,这篇文章发表后还真感动了不少人哩。

  我在上海工作期间,还抽空一一去探望了新疆知青战友们的亲人和朋友,当然也有他们来看我,询问他(她)们孩子在新疆工作、生活的情况。此次回上海,我专门去探望了我的干妹妹王小妹的家人。现在,她已经改名叫王健。她家住在上海长阳路原集福里,她母亲早早地就离开了她,她的继母又有了好几个孩子。1963年8月,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王小妹主动去街道报名要求到新疆工作,她是我们生产排里上海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人,当时她还不到十六足岁呢。小妹干活时还从来不肯落在别人后面,不久,她就被调到团部当了招待员。由于她工作出色,后来她又被调到阿拉尔医院去工作了。后来经过党的培训和她自己的努力,她已经成长为一个很能干的内科医生了。那天,我和她爸爸讲了她在新疆的许多事情,她爸爸非常的高兴。64年我在上海工作了近三个月。6月1日,当我们返疆时,我帮我们七团知青战友们带回来了整整一大卡车的各种生活用品和食品。这些生活用品、食品每个代表回疆时都可以带的,运费由上海人民政府财政部支付。市里有关的工作人员将这些物品,事先按各个团场分开早已分别打好包,一点儿都不会搞错,这些物品将跟随我们知青返疆的火车一起运回新疆。64年6月1日下午,我和新疆来的干部们一起带领上海南市区小董门街道的知青大队出发了(约有600多人)。那天,火车站里同样是人山人海、红旗飘扬。火车站台上,送别的亲人们忙着和自己的孩子们告别,亲人们那种依依不舍地惜别和难舍难分的场面,又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所不同的是我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比去年8月份我自己刚出发时成熟多了。

  我的父亲、弟弟、两个妹妹都到火车站来送我,我大哥在上海东海舰队704所工作,他百忙之中也匆匆赶来送我,他特意送给我了几本日记本和一支高级金笔。他要求我在新疆好好工作,要把大事、好事都记下来。我欣喜万分,不停地在一边向我哥哥表示感谢。

  火车快启动了,为了安慰那些激动、流泪和哭泣的女知青们,我做通了父亲和弟妹们的思想工作,提前和家里的亲人们告别,要先上火车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了。谁叫这次我已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了。

十三、陪女知青到乌市治病

  这次回新疆,我已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了。自打64年6月1日我们从上海出发,一路上我就没有好好休息过。白天,我和几个工作人员一起要为新上海知青们送水、送饭,还要做他、她们的思想工作。当火车开出兰州后,一路景色慢慢地变荒凉了。那连片的大戈壁滩、光秃秃的山岭越来越多,绿色越来越少了。列车上的上海知青们情绪开始躁动起来,有人在发牢骚,有人开始低声哭泣,有人在沉默、发呆,大家都在想家。

  为了稳定新上海知青们的情绪,我们工作人员开始分车厢组织大家唱歌和进行一系列猜谜、猜字、讲故事等活动。我们告诉大家:“这里是大西北的甘肃河套地区,走过这里,到了新疆地方,风景就美丽了。新疆那儿土地肥沃,有山有水,等着我们去建设呢!”

  当火车快要开到吐鲁番车站时,突然有一个叫张瑜的女知青,开始发臆病。她边哭边吵着要下火车回家,同时嘴里还呕吐出许多泡沫。所有的工作人员和知青们都涌向她、关心她,一时间车厢里真是乱套了。还好,不到6分钟,火车已开到吐鲁番车站了,经过领导们紧急磋商,决定由我先陪她下车去兵团医院进行治疗,再坐15分钟后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这时随车陆医生已给她打过一针镇定剂。

  我精心照料着女知青张瑜,两个小时后到了乌鲁木齐火车站,那儿早有兵团医院的医务人员在等候着。我们坐上医院里的救护车,一路很快就到了当时还在乌市郊区七道湾的兵团医院。医院里的几个主要领导,也早就站在医院大门口等候,把我和张瑜接进去。你看,兵团各级领导们对上海知青们是多么重视啊!

  到了医院急诊室,我看到已来了好几个医生,大家马上给张瑜会诊看病。当晚,医生就安排张瑜住进了病房。我就陪在她的病房里,照顾她。两星期后,她的病情有所好转,由于当时兵团医院病床紧张,我不得不住到农一师驻乌市办事处的宿舍里去了。

  这样一来,我只好每天清晨6点钟起床,乘公交车到七到道湾兵团医院,在那儿白天陪伴她、照顾她。到了晚上8点多,我才乘公交车回到农一师驻乌市办事处休息。

  张瑜在兵团医院治疗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她的病情基本稳定了。在张瑜住院治疗期间,不断有兵团和农一师各级领导人员来看望她,给她带来许许多多的水果和营养品等,那时候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

  8月9日,张瑜出院了。农一师驻乌市办事处领导派了一辆车,把我俩接回了农一师驻乌市办事处。农一师办事处领导让我再陪张瑜去乌市城里看看、逛逛。我陪她逛了两天街,我们看到了乌市山城的美丽、壮观。乌市城里的大街小巷上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少数民族们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这些服装制做式样奇特,色彩鲜艳,十分美丽。)把新疆省会乌鲁木齐市这个西北大城市装扮得格外妖娆。

  乌市红山嘴的宝塔是建在一个山头上的,塔身像是一个巨人站在山顶上。无论你从东、南、西、北哪个角度看它,都能看到那宝塔的雄伟壮丽,它真是乌市的一大景点啊。

  还有就是乌市的火车站,它是建在半山腰上的(前面我已提到过),火车站的景色更是雄伟壮观。站在我们农一师驻乌市办事处六楼窗前就可以看到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就像天空中的海市蜃楼。每当火车快开进乌市火车站时,远远的我们就像看到了一条墨绿色的巨龙从半空中飞过。那几天,我和张瑜一听到火车轰鸣的声音,我俩就会一起奔向大楼窗口,看那空中的巨龙在半空高的山腰里蜿蜒飞行。

  乌市还有一大奇景,那就是在通往七道湾兵团医院的公路上,路边有好多堆放的象大、小山岭一样的黑色发亮的煤,据说这叫露天煤矿。看到许多大卡车在路边的“山岭”旁直接在往车上装煤,我在心里啧啧称奇。乌市的美景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看不完也说不完。第三天,我和张瑜就恋恋不舍乘车回阿克苏了。

十四、棉田里的惊恐事件

  记得65年深秋,我们二连八个女知青在靠近原畜牧队大河边的条田里放水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当时,我是女排长,专管控制龙渠、引渠的水量,一旦毛渠的水大了或小了,我会立即去龙渠口或引渠口进行调整。平时为了工作方便,我在龙渠、引渠口边上各放了许多稻草捆和泥土、柳条等,以备待用。还记得上次灌水时,我去龙渠口调整水量时,碰巧碰到一条大草鱼夹在龙渠稻草和柳条枝当中的事吗?那可是好事。

  这次深秋放水,出了一件事,可把我们几个女知青吓坏了。那天我们共9个女知青在二连的大河边(多浪河边)给棉花地放水。白天,我们就见到有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在通往三连的公路上走动。我们不知道这几个人是谁?在干什么?因为是大白天,我们也不怕他们,也没理会这事。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因为棉田还在放水,我们9个人都把马灯点亮了。当时龙渠、引渠头和9个女知青放水的毛渠之间约有500米左右的路程,我们大家是分片管理的。那天晚上,我在龙渠口扒大水口子增加排水量时,突然听到了有人跳跃和走路的脚步声。我想哪来的这个声音啊?什么人?这么晚了这人要干啥?我转念一想,不好,白天我们不是看到有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吗?不会是他们吧?我们这几个女孩子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啊?这时,我一个激灵,想到了距离这个放水条田不到500米路的新十三连知青们。

  我手拎着马灯,一个猛冲,向新十三连方向撒腿就跑。跑着、跑着,突然被一株大棉花杆绊了一下,我连人带马灯都摔倒在地上。马灯被摔灭了,我倒在地上时,又听到了脚步声。我干脆,躲进棉花地里不动了,一会儿,那脚步声渐渐走远。等那人脚步声一走远,我立马爬起来又跑,直接奔向新十三连连部。没等到我跑到他们的连队,就有几个上海知青发觉了我。我连忙说明了情况,这几个知青马上向他们的排长洪家复汇报(洪家复后来当了我们团学校校长和团里的副团长)。当时,他当机立断,立即带领了一个排的男知青,向我们二连几个放水女知青的地点奔去。当时他们边奔边喊叫那几个女知青的名字,给坏人以震慑作用。男知青的叫喊还真起作用哩,事后那几个放水的女知青说:“刚开始时,他们也都听到了有脚步声向她们走来,她们中有个机灵的,相互用马灯打暗号,后来大家都把马灯熄灭了。她们几个女知青也和我一样,都躲到棉田中央去了。你想吧,那几百亩连片的棉田里躲几个人谁能找得到。坏人就是想要找出个人来,这么黑的夜晚也是不容易的。事后有人说;“如果当时你们的马灯没熄灭掉,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洪家复带领的男知青们在棉田里察看了大半夜,发觉这几人肯定已经溜了,大家这才就此作罢,回家休息了。

  从这件事发生后,我们连队领导就每晚派两个男知青和我们女知青一起放水了。

十五、我当了人民教师

  一九六六年七月初,我被借调到七团中心子校去做学生的暑期辅导员。这工作我很喜欢,特符合我的性格,我那时也只有二十岁,能重进学校门和孩子们打交道,我特高兴。

  那个暑期里,我把从前我们在上海学校里玩过的各种形式有趣味的游戏和活动都一一照葫芦画瓢全搬过来了。比如“老鹰捉小鸡、踢毽子、踢盒盒、造房子、跳橡皮筋……”等活动。一时间,中心子校的大院子里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孩子们活泼、天真、开朗地玩耍,获得了广大家长们一致的好评。

  九月一日开学前十天,团组织科科长找我谈话说:“团党委领导们经研究决定,要调动你的工作。决定正式调你到中心子校去当人民教师。”“你同意吗?”我连忙点头回答说:“我喜欢、我愿意。”

  开学时,学校领导分配我教五年级甲、乙两班的数学。我虚心地向老教师学习,认真去备课。九月一日开学了。我第二天去上课,说也奇怪,我一点儿也不紧张害怕,这可能是暑假里我已和学生们熟悉的缘故吧。当时教五年级甲、乙两班的语文老师也是上海知青,甲班语文老师叫陈锦强,乙班语文老师叫杨德忠。我们二男一女三个上海知青,从此就挑起了小学部五、六年级的(高年级)教学重担了。可能是因为我们生长在上海见多识广,也可能是上海人天生脑子够灵敏,肯钻研;两年来,经过我们三个上海知青老师的共同努力,在小学毕业考试和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我们这两个班学生的语文、数学统考成绩,在全团、全农一师教育界中(各团场学校)排列第一名。

  由于我们团党委对教育的高度重视,舍得在教育事业上投资,又肯抽调有文化的上海知青和有才能的人担当人民教师,所以从70年代直到80年代后,我们团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十几年以来,我团小学和中学的学生统考成绩,总是在全师名列前茅。有一年高考,我团有一个高三毕业班,全班46人就有31人考进了全国各地的大学,其中还有不少人考进了上海和北京的名牌学校。

十六、维族孤儿亚生

  我们学校里有一个维族孤儿名叫亚生。亚生的父母因病双亡时,他只有7岁。从此,这个维族学生就是我们老师们共同的儿子和共同的小弟弟了。

  当时,我们学校女老师里只有我一个年轻的党员,照顾孤儿亚生的工作名正言顺地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学校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让我业余时间挑起照顾孤儿亚生的担子,我满口答应了。

  从此,照顾孤儿亚生就是我下班后的主要任务了。亚生长得很帅,他额头长得饱满,四方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人时会不停地扑闪扑闪着眼睛。他除了会讲维吾尔族语言外,还会讲一口流利的汉族普通话;偶尔也跟我们几个上海知青老师学几句上海方言。亚生平时喜欢踢足球、打乒乓球、打篮球,有时还跟女同学们踢毽子、跳皮筋呢!亚生天生活泼、可爱,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学校里有几位老教师(赵禹珍、孟长洲、匡汉堂),他们都有家庭。凡是家里改善伙食烧什么好吃的,他们都会给亚生送去吃,有时干脆就把他叫到家里去吃。亚生平时很顽皮,除了参加打球等体育活动,他还常常爬树采沙枣,下河里摸鱼玩。他的衣服每天我都要帮他洗,每个星期休息天,我不是要帮他钉扣子就是要帮他补衣服。

  因为他人小又贪玩,晚上睡觉睡得太沉,所以经常尿床,我常常还要帮他去晒被子。他人虽小却还知道害羞,有时尿了床还不敢吭声。为了使他晚上不睡湿被子,后来我每天早上就去检查,碰到天气好有太阳,他的被子晒干是不成问题的,可碰到下雨、下雪天这湿被子确实就成问题了,我只好拿到炉子上去烤干。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的学校工作人员刘春芳(后来成了我的丈夫),只要发觉他尿床,碰到下雨下雪天无法烤干,他就会把自己的另一条被子、垫子给他铺好盖上。我们俩在共同帮助孤儿亚生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亚生学习成绩一般般,为了帮他赶上其他同学,每天除了我帮他补课外,他的语文老师姜美凤,数学老师象春喜都很关心他,他俩经常在放学后耐心地帮他补课。亚生沐浴在党的关怀下,得到了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的帮助,我认为亚生他孤儿不孤,生活的挺好、生活的很幸福。

  亚生是他父母给他取的维吾尔族名字,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长孟长洲同志还给他起了一个汉族的名字叫马幸福。姓“马”是因为他生长在玛滩农场,取玛滩农场第一个字的谐音。叫“幸福”是因为团里、学校里,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关心、爱护他,取他生活得很幸福之意。事实上,亚生在我们学校里读书和生活,吃、住、玩、学习确实是挺好的。我们可以说:“他在汉族人的大家庭里也在幸福茁壮地成长。”

  初中毕业后,亚生去参军了。他在部队里曾经寄给我两张穿着军装、手握钢枪的照片。这照片近50年了,我现在依然还保存着。

  从部队复员后,他曾经在七团的机耕连开过几年拖拉机,后来调到阿克苏运输部门工作,还成了家。他和她维吾尔族漂亮的爱人共同养育了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后来都考上了大学。2009年7月、8月间我去了一次新疆,见到了亚生的大女儿(注:当时他小女儿正在北京上大学)。我和我们七团学校里的老师们曾经与孤儿亚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以说我们的友谊是天长地久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确实和新疆少数民族同志的关系是情同手足,非常亲密的。

十七、我被下放劳动

  随着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七团两派人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我们学校也受到了“革命之风”的影响,把我们几十个每天只知道“教书、教书”的书呆子,统统被下放到连队去劳动,当时的学校学生们几乎不上课了。

  我和蔡中理、石爱珍三位老师被下放到了七连。王宝津、象春喜被下放到了二连,刘茂生、邹永刚被下放到了六连。还有许多人下放到哪儿,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们三人到了七连后,七连广大上海知青们对我们很好,大家平时很照顾我们的,可能我们大家同是上海知青的缘故吧。我们三人被分配到不同的生产班,每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地里劳动,好在那些锄草、打顶、平地、积肥、拾花的工作,早在刚进疆的三年之中我们就学会了,这些劳动和活计没难倒我们。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0个多月,马上就要过春节了,连队的职工们都在盼着春节时的休息天。谁知大年三十除夕的早上,连长找到我们三人说:“你们是下放到我们连队来接受劳动锻炼的,春节期间不能休息,明天你们要顶替放羊工人去放羊,这期间你们要负责任,羊只丢了你们要赔偿。”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接受。

  那年的除夕、春节、及春节休息的日子里,我和蔡中理两人(蔡当时是我团学校的校长)就和羊儿作伴,石爱珍因感冒发烧就没去放羊。每天清晨,我和蔡中理各赶上两群羊儿朝着戈壁滩里走去,去寻找有草的地方去放羊。傍晚天快黑时,我们才能把羊儿赶回羊圈,回来时伙房的饭菜,经常是冰凉冰凉的了。好在新疆的羊儿们就是老实,它们很争气、它们也同情我们,羊儿们没跑丢过一只,我们俩都没赔钱。

十八、(我第二次回沪)探望父亲

朱根娣和他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

  一九六九年八月份,因为我父亲生病住院,我申请回上海探亲。那时团场已实行四年一次的探亲制度,我探亲的时间早已超过,经团党委和连领导的批准,我于八月二日从连队启程,一路心急火燎地直奔上海。一路上,我吃的是自带的干粮。8天后的清晨,我们到达了上海。我和汽车上认识的九团上海女知青(王亚凤)一起走向上海火车站餐厅,我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各吃了一碗带大块肥肉的咸肉面条。因为我们肚子里早就没“油水”了,我俩吃得那个香劲啊,可能也只有天知,我们俩知了。

  为了节约钱,我俩叫了一辆三轮车。当时我俩都有行李,乘公交车我们也不知该换乘那辆和那辆,我们已完全成了“阿乡”。王亚凤家住在城隍庙附近,我家住在杨浦区蒋家浜。三轮车夫说:“先送她到家后,再送你好吗?”我俩连忙回答:“行、行。”

  那天,天上下着小雨,三轮车夫知道我们多年没回沪了,他同情我们俩,不仅钱收得少,还特意绕大路从外滩东一、东二路行驶。外滩那雄伟、壮丽、形态各异的万国大厦一座连一座,真是漂亮。我们俩看到这些熟悉的大楼,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我默默地在心里喊:“上海、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一个多小时后,我回到了父母在上海杨浦区蒋家浜的家里。当时家里只有我母亲一人在,我弟妹已去学校读书,哥哥朱连生正在海军部队704所工作,姐姐朱桂花已随姐夫孙长庚到外地湖南怀化市工作了。看到母亲花白的头发和她额头上增多的皱纹,我不由得鼻子一酸,就连串地掉下了许多眼泪。我母亲连忙说:“傻孩子,平安到家了,到家了,哭什么呀?”我连忙止住眼泪,强颜欢笑地和我母亲说起了话(我母亲是纺织工人,那年已退休了)。

  晚饭母亲特为我回来,加了好几个菜。弟妹们放学后,和我好一阵亲热,他们问东又问西,好奇心特强。我母亲大声喊:“好了,好了,吃饭了,吃饭了。”饭后,又来了许多我们的邻居和我的同学。大家有说有笑,真是和过大年一样啊!好热闹。

  第二天清早,我就去医院(纺织系统疗养所)探望父亲,我父亲这次是因为得了急性肾炎而住医院的。后来父亲的病情有点好转,就转到这家疗养所,估计那是沾了父亲是市里劳模的光吧!我当时去看父亲时,父亲的化验单上还有四个“+”哩。自打回沪以后,每天我都去看望父亲,帮他打饭,陪他说话,我还唱歌给他听。父亲很是高兴,逢人他就说:“这是我新疆的女儿,她当了人民教师,她对我可孝顺啦!”可以看出来,我父亲为有我这么个女儿而自豪呢。

  69年的夏天,正好赶上我弟弟朱道源初中毕业,他赶上了“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好时机”。毕业后没几天,我弟弟就被居委会干部们盯上、做思想工作,动员他去了安徽定远县插队去当了“插兄”。从此,我家里有两个人到外地工作。可想而知,我和弟弟俩让父母们操了多少心啊!

  因我俩在外地“缺吃少穿”,每年都靠父母的支援。尤其是我弟弟在农村插队落户,没工资(还不如我们),他们每年只靠拿工分过日子。我弟弟插队的安徽淮北地区穷啊,当时一个工分只有一角五分钱。我弟弟一米八几的个子,身体也不错。可是,一天活干下来,有时还拿不到十个工分。算下来,一个月能有多少钱呢?没办法,我父母只得每个月给我弟弟寄上十五元钱去。弟弟在安徽插队整整八年,我父母就寄了八年钱,最后我弟弟“病退”才回到了上海。

  试问:如果现在让你的儿女去边疆农场、农村当农民种地务农,你会同意吗?现在能有多少个小青年愿意主动去农场、农村当农民务农?哪怕给你工资或工分比原来加高100倍,你会同意去吗?

十九、五条肥皂的窘迫

  国庆节后,我探亲的时间到了。我弟弟特意从安徽请假回上海来,他帮我打包、捆扎箱子、整理要带的物品。他从安徽给我带来了5斤花生米,我父母弟妹们一粒都没舍得吃,全让我打包带回新疆了。

  出于好心,弟弟说:“我离上海近,可以常回来,你把妈妈给我留的五条‘固本肥皂’都带回新疆吧,”弟弟说着就帮我把这五条肥皂和我的其它生活用品、衣服、咸肉、糖等一起放在我的木箱里并捆扎好了。当时上海买肥皂也要凭票证,一夜无话。第二天上午,我妈突然大声地问我:“你弟弟那五条肥皂呢?”我连忙回答说:“弟弟送给我,他已帮我捆扎进箱子里了。”我妈为难地说:“这怎么行啊?今后到哪里再去问别人要票证啊?都是凭票的啊!”我连忙说:“弟弟,快帮我把箱子打开,把肥皂拿出来。”我弟弟坚决不肯。他大声说:“不说捆扎箱子有多麻烦,就说这五条肥皂是妈你给我的,我有权利送给二姐。”我妈再没说话。我在一旁又气又急,流下了眼泪。妈见我哭了才说:“那就算了吧,不要拿出来了。”可就因为此事,当时刺痛了我的心。直到现在,一想起那五条肥皂,我心里都还不是个滋味。

二十、亲友和同学为我送行

  我的童年好友和同学:从左依次是朱根娣、叶根发、沈彩娥、赵雪英

  我和中学同学徐正宝、刘庭忠三对夫妇的合影

  午饭后,我们家的二位姨妈来了,我小学和中学的几个特要好的十几位同学们也都来了。同学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水果和面包、饼干,我的二姨妈和三姨妈还送给我一条被面子和一条床单,我真是感谢不尽。要知道那个年代,工资低,大家都不富裕,手头都不宽裕啊!

  十几个同学,一直送我到火车上。一路上行李都是大家帮我拿的,我那个大什木箱,到火车站后刚开始是我弟弟一个人扛的,那箱子真重啊!走不多远,累得我弟弟汗直流,人直喘粗气。后来我中学同学刘庭忠帮我弟弟一起抬着,这样才好多了。他俩把箱子运到火车旁,想把箱子从车窗里塞进去,他俩用劲塞啊塞,只听“嘭”的一声,那块车窗大玻璃给裂了个大缝。这下可闯祸了,列车长过来收走了我的车票。后来我赔了一半价格的火车票钱、32元多,才算完事。

  那天,我同学徐正宝为了给我抢行李架,(我行李有8个,内有给同事们带的物品)他爬到行李架上,横躺在那儿帮我占位置,结果也被列车长狠批评了一顿。为了抢行李架,他身上穿的新衬衫扣子掉了两只不算,裤子还被划坏了一条小口子。我的童年好友和小学里的同学阿根(叶根法)、赵雪英、沈彩蛾……等人都在为我搬运行李。她们的衣服也全弄脏了,我很过意不去,他、她们却都说:“不要谢的,我们是要好同学、好友,应该的,不要紧的……”“呜”得一声响,火车快启动了,我和亲人们,同学们、好友们一一拥抱,握手告别。大家都流下了激动的、难舍难分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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