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军转干部行政诉讼庭审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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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11月19日

地点: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原告:

1.王某,男,军转干部,转业时军队职务 技术七级(副师职),退休时为主任科员。代理律师为某军事法院退休院长。

2.杨某,女,军转干部,转业时军队职务技术九级(副团职),退休时为主任科员。无代理律师。 

被告:

1.上海市人保局

2.上海市社保中心

来源:悠悠寸草啊的微博  原标题:庭审纪要-2018.11上海涉军行政诉讼

杨原告的证据:

1.诸多的行政表格中,现任职务一栏大多数是县处级副职非领导职务;

2.现任职务为乡科级副职非领导职务的四张表中,职务工资都是县处级副职非领导职务的工资标准;

3.乡科级副职非领导职务与十六级九档的对应关系突破了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职级不对应。

4.《机关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核定表》中,出现了“退休时职务副主任科员”,视同缴费指数套用正科级职务指数1.542,职务工资590元和国办发〔2015〕3号文增资460元也是县处级副职非领导职务工资标准。也就是说,在被告出具的同一张表格里出现了退休时职务分别是县处级副职非领导职务、正科级、乡科级副职非领导职务等不同等级的职务。

杨原告的理由:

(牵涉法规法条很多,有立法法、公务员法、社保法等,涉及法理的上位法、下位法,普通法、特殊法;这里只选归纳后的主要内容)公务员法及相关配套法规,明确规定了公务员的职务和级别及其公务员法及相关配套法规,明确规定了公务员的职务和级别及其对应关系;明确了公务员按现任职务确定职务工资,一个职务对应一个工资标准。原告的职务工资始终是副处,与十六级9档的级别符合国务院规定的公务员职务与级别对应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个始终没变的职务工资标准,正是原告的视同缴费工资。所以原告退休时的法定职务应是县处级副职非领导职务(因为职级并轨制关系,原告实际主张的是县处级正职非领导职务),而非被告核定的乡科级副职非领导职务这一职位职务。

杨原告的结论:

被告应核定原告退休时享受养老金待遇的职务是县处级正职非领导职务(杨原告参加了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以其军转干部的身份,应该是以现执行的县处级副职非领导职务晋升职级正处级。被告所提交的事实证据也支持了这一主张)。因此,养老金计算中的职务指数应是1.912。

被告称:

被告是依据沪人社养发〔2015〕26号文的规定:视同缴费指数是指视同缴费年限的缴费工资指数,根据本人退休时的职务与级别档次(技术等级与岗位)、岗位与薪级等分别确定。原告退休时职务是原单位所报的正科级,所以职务指数核定为1.542(乡科级正职非领导职务);至于杨原告所列立法法和公务员法等法律,跟本案无关。

针对被告所辩,杨原告指出:

1.被告提交法庭的事实证据是代表被告核定原告养老保险待遇的事实证据,完全代表了被告的意图,与原告单位无关。

2.不对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如何可以分辨出原告一个人退休时所拥有的正处级、副处级、正科级、副科级等四个不同等级的职务,哪一个是合法的职务?

3.被告以正科级职务核定原告的养老保险待遇,没有法律依据。沪人社养发〔2015〕26号文对视同缴费指数的定义,既然明确了根据本人退休时的职务与级别档次分别确定,为什么还要加上“视同缴费指数是指视同缴费年限的缴费工资指数”这半句话呢?不是画蛇添足吗?4.正科级、副科级的职务与原告的缴费工资没有半毛钱关系?因为原告从未执行过正科级、副科级的职务工资。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就证明了这一点!

5.被告的举证、质证、答辩都暴露其依法履职的欠缺,未能做到依法核定原告养老金。

王原告的证据:

王原告转业时部队职务为技术七级。在2018年1月《上海市公务员正常晋升级别工资档次审批表》中现任职务填写的是厅局级副职。退休时被告以主任科员核定原告的养老保险待遇。

王原告的理由是:

根据中发〔2001〕3号文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计划分配到党和国家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的军队转业干部,退休时的职务等级低于转业时军队职务等级的,享受所在单位与其转业时军队职务等级相应或者同等条件人员的退休待遇。本条规定不适用于到地方后受降级以上处分的军队转业干部”。退休时,被告核定原告退休时职务为主任科员相应于军队职务正营职,低于其转业时军队职务技术七级(副师职)。所以原告应享受厅局级副职(军队职务为技术七级)的退休待遇,具体到本案就是:视同缴费职务指数应套用厅局级副职的2.182,不是主任科员的1.542。

被告称:

中发〔2001〕3号文所指原军队的待遇已经在级别指数中体现了。其1.542主任科员的职务指数是依据沪人社养发〔2015〕26号文按退休时职务确定。退休时职务主任科员是原告单位申报的。沪养发〔2015〕26号文没有规定军转干部不按退休时职务核定职务指数。

针对被告辩称,王原告指出:

首先这似乎是围绕中发〔2001〕3号文第35条的语文问题,“享受……转业时军队职务……的退休待遇”,为何是“体现在视同缴费指数的级别指数里”,却不是职务指数?

其次,以级别代替职务,混淆职务与级别的概念,被告没有提供以级别代替职务的法律法规依据。

再则,立法法明确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做重复性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职务指数从2.182变成1.542,大大减损了原告的养老金权益。中发〔2001〕3号文相对于沪人社养发〔2015〕26号文是上位中发〔2001〕3号文相对于沪人社养发〔2015〕26号文是上位法,是特殊法。

因此沪养发〔2015〕26号文没有规定军转干部的问题不是被告不执行中发〔2001〕3号文的理由。

王原告代理律师总结:

1.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有事实根据的,原告在2006年10月从部队转业时的职务等级为技术七级,依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发1998年135号文)规定相对应地方副局级非领导职务等级,而原告退休时为主任科员正科级,按照(中发〔2001〕3号)35条规定,养老金的核实应该按照转业时的原职务进行核定;被告不执行中央关于转业干部的特别规定;

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有法律依据的,应按3号文执行;被告执行的是上海市人社局的2015年26号文,即按退休时的职务来核定养老金,但此规定是下位法;故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法庭不应该采纳;

3.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特殊法优于普通法;

4.法院既要讲法律,也要讲政治,在中央八部门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讲政治。坚决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就是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被告拿不出弃止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转业干部待遇规定的依据,拒不执行党中央对军队转业干部退休待遇的相关规定,希望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军队转业干部退休待遇在上海能得到执行,行政机关如干预,是党纪国法不容的;

5.请法院把党中央、国务院相关规定写进判决文书,如果不采纳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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