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掌故】1956——北京来了上海师傅

一件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

1956年初春,印度新任驻华大使小尼赫鲁一纸“投诉信”递到了外交部。这已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投诉了。作为一国之都,北京的服务业确实差强人意。当时,北京的服务业仅有两万多家,其中一半是饮食业。鸡毛小店、通铺大炕、食品担子、剃头挑子和提篮叫卖的串街小贩,支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为了挽回影响,外交部派人陪小尼赫鲁专程到上海改西服。清嘉庆年间,上海就有专门的西服店。当年国人称外国人为“红毛”,为“红毛”做衣服的裁缝就被称为“红帮裁缝”。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改衣。余师傅不负众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非常满意,当场要余师傅再做一套,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后来,小尼赫鲁在给外交部的表扬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也买过很多西服,但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舒适、挺括的。

红帮裁缝进京,北京女性穿上新式花裙子。

“红帮裁缝”为新中国挽回了面子,但偌大一个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引起了高层的关注。1956年为了“繁荣首都服务行业”,中央决定迁上海名店进京。

“北京是首都啊,谁不愿意来?”

1956年3月的一天,上海南京路上的蓝天时装店来了两男一女三位顾客。女顾客拿来四块料子想做裤子。营业员一看其中两块浅蓝色的料子不适合做裤子,可女顾客执意要做,而且要求做成“吸腰”“落臀”的。取衣的时候,她穿着新做的裤子蹲下、站起,照着镜子来回打量,非常满意。后来,店方才知道,这三位顾客是北京服装公司经理连方、副经理兼上海迁京联络组组长方华和业务科长万家骥。他们远道而来当然不是为了做裤子,而是来考察上海服装店的。

接到中央指示后,北京市政府马上责成北京市第二商业局与上海市第一商业局接洽,研究上海服装店迁京事宜。经过明查暗访,北京方面开列了包括“鸿霞”“造寸”“万国”“波纬”“雷蒙”“蓝天”等在内的21家服装店的名单。这些都是上海一流的服装店,而且无一例外都开在上海的核心商业区。

1956年,迁京服装店在北京东交民巷28号组建成红都制衣。

当时在张丰记服装店做店员的郑祖芳记得,3月14日晚上,他与许多上海同业一起,被集合到上海新成区区工会开动员大会。会上,区领导动员说:“北京作为首都需要大量的服务业,希望大家踊跃报名,繁荣北京服务业。”

当时,北京开出的条件相当优厚。至今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上海市一商局与北京市服装公司签订的调用商业人员协议书”上写着,北京方面不但负担上海来京人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住宿,而且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家属一年之内全部调入北京。

面对如此优厚的待遇,“红帮裁缝”踊跃报名。虽然,他们也听说北京风沙大,气候干燥,冬天只有白菜豆腐吃。“但北京是首都啊!谁不愿意来?”当年在万国服装店工作的张永福说,“刚解放,大家心气高,能被挑上都感到很光荣的。”

迁京工作进展神速,仅仅一周之后,区政府工作人员就帮各家店铺打点好了行装。21家上海服装店、208名从业人员,分两批乘着火车浩浩荡荡来到北京。

服装业迁京后,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行业也陆续来京。当年,北京市分管这些行业的是北京市社会福利局。据档案记载,1956年5月社会福利局副局长王崇续专程赶赴上海,与有关方面洽谈照相、洗染、理发等名店的迁京事宜。经过协商,双方敲定将“中国”“国泰”两家照相馆,“普兰德”“中央”两家洗染店,“华新”“紫罗兰”“云裳”和“湘铭”四家理发馆迁到北京。

中国照相馆的老人儿都记得,最初这份名单中并没有中国照相馆。一天,王崇续在街上无意中看到中国照相馆的橱窗最精美。一打听才知道,中国照相馆不但技术力量雄厚,而且员工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出头,很有发展潜力。于是,他把中国照相馆的名字也加了进去。

中国照相馆的老设备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发、照相、洗染业的师傅们,带着家伙什儿,坐着同一列火车开赴北京。随云裳美发厅迁京的康邦章师傅记得,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火车车厢要开到轮船上,摆渡过江。经过3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他们才到北京。

对于“迁京”,康师傅至今仍觉得万幸,“原来光顾美发厅的主要是歌女啦、舞女什么的。解放后,这些人都没了。我们几个美发厅都开在同一条街上,生意越来越清淡。”康师傅说。起初,领导跟他们说是要支援大西北,没想到最后去了北京,康师傅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北京是首都啊,谁不愿意来?”

初到京城

初到京城,上海师傅们都很兴奋。趁着新店还没开张,他们游览了心仪已久的故宫、北海、颐和园,体会到跟十里洋场截然不同的悠游、闲适的老北京风情。

但兴奋过后,许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半个世纪后,几乎所有老师傅都会说到吃不惯。张永福说:“我们在上海都是吃米的,到北京老吃馒头、面条,很不习惯。”北京的风沙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上海人讲究仪表,刚到北京的时候,张永福出门一身白西装、一双白皮鞋煞是好看,可不到一天,白皮鞋就黑了。没办法,他索性把皮鞋染成了黑色。

张爱玲建议“张记裁缝店”的老板张造寸,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店名。

说到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康师傅把头一缩说:“北京真冷啊!”那表情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康师傅的记忆里,那年10月份北京就下雪了。“我们这些南方人哪见过这个?赶快上街买棉衣,我们都是穿着单衣来的呀。”此外,冬天生炉子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上海人也是个不小的挑战。康师傅说:“在上海,不管多冷也没有生炉子的习惯,北京可不一样,取暖、做饭都靠它。”头一回生炉子,把康师傅折腾得不轻,任他使出浑身解数,愣是点不着,“多亏街坊大妈帮忙,告诉我得先放炭,点着了以后再往上加蜂窝煤。”康师傅说。

不过面对北京人对他们的热切期望,生活上的小小不适很快就被克服了,赶紧把新店开起来才是大家最关心的。当时,北京的商业街就那么几条,让新店开在好地点,又不能太扎堆,还真有点不容易。后来,二商局决定把上海迁来的二十多家服装店合并为七家,“金泰”“鸿霞”开在东四,“蓝天”开在王府井,“雷蒙”开在八面槽,“造寸”开在西四,“波纬”开在前门,“万国”开在东交民巷。这些地点不是核心商业区,就是挨着外国人经常出入的使馆区。中国照相馆、普兰德洗染也被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上。

“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这四个迁京的理发馆,最初的计划是在东城、西城、崇文、海淀各开一家。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大家一商量干脆四家联合开一家大理发馆,名字就叫“四联”,取四家联合之意。康师傅记得直到“文革”前,“四联”的牌匾上除了“四联理发馆”五个字外,还有一行小字写着“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联合”。地点就选在金鱼胡同33号,原来开在这里的东单理发馆,只好给它腾地儿,搬到斜对过儿的红星胡同去了。

最好的地段都给了上海迁来的名店,下面就要看上海师傅们的手艺了。

上海师傅

上海迁京店铺开张后,在北京市民中掀起了不小的轰动。上海服装、发型、照相手艺的精致与时髦,北京人早有耳闻。在家门口就享受到这些服务,大家能不乐吗?

“在‘四联’理个发要八毛钱,其他理发馆才两三毛,剃头挑子就更便宜了。”1956年在公安局工作的王铭珍去“四联”奢侈了一把。“那是我头一回担任一场国际会议的保卫工作,所以我决定去‘四联’理个发,精神精神。”王铭珍回忆,那时候他可是乍着胆子去的。因为在他印象里,去“四联”理发的不是教授就是官员。一进门,理发员就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说话都是上海口音,跟侯宝林的相声似的,洗头都说,‘打一打好吧?’”王铭珍笑着说,“‘四联’从上海带来10把美国进口的大椅子,坐着倍儿舒服,每人八条毛巾……上海师傅活儿好,服务也好,让你花了钱心里也高兴。”

康师傅记得“四联”刚刚开业的时候,每天早上开门之前门口都会排起大队。有一年临近春节他们更是早上五点钟就营业,一直忙到夜里两点才下班。夜深了,师傅们也回不了家,只好到附近的“清华池”忍一宿。可是,刚躺下没半个小时,就被叫起来了。原来,“四联”门口的队伍已经排到米市大街了。“东城区委一看这可不行,赶快开门吧!”于是,康师傅他们只好睡眼惺忪的,又干起来。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北京人有正月里不剪头的习俗。康师傅笑着说:“那个月我挣了120多块钱,都超过处长了。”

有大事喜事,到四联理个发,成了北京人的时尚。

距离“四联”不远的中国照相馆也同样火爆。每天早上四五点就有人在门口排队,即使下午三点就停止发号,生意依然会持续到晚上十点。那时候标准像、全家福、礼服照、婚纱照,“中国照相”全都有。比起北京的照相馆,“中国照相”的礼服更时髦,布景更漂亮,用光也更加讲究。当时,人们都以有一张印有“中国照相”字样的照片为风尚。

一位70多岁的老顾客回忆,当年他去部队报到路过北京,特意赶到这里照了平生第一张照片。为了这张照片,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差点没赶上火车。

1978年,小资情调不再受到批判,由四家迁京上海名店联合而成的“四联理发店”,排满了来烫发的女性。

上海名店不但带来了高超的手艺,还带来了很多上海独有的经营理念。北京史地民俗协会的常华记得,那时所有迁京店铺牌匾的显著位置都会写着“上海迁京”四个字,中国照相馆还把印有自己名号和价目表的小卡片放在店中,任顾客随意取阅,“当时他们的广告意识已经很强了。”

做了50多年服装店营业员的郑祖芳,即便已经退休十多年,仍然保持着每天穿西服打领带的习惯。那种老上海特有的精致已经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

不过,上海名店在北京也有水土不服的。“美味斋”是这次迁京老字号中为数不多的餐饮业。在上海这家以“菜饭”闻名的饭庄,每天营业到晚上九点还门庭若市,但到北京以后,由于找不到更好的位置,“美味斋”被安排在菜市口。当时的菜市口远离闹市,每天天一擦黑儿,大街上就没人了,而且又地处老北京扎堆儿的北京南城,口味上很难得到认同。开业后很长时间,饭店都在亏本经营。不过“美味斋”咬住牙坚持上海口味不变。渐渐地这里成为在京南方人聚会的地方,老北京人也愿意来尝尝鲜了。

落户北京不容易

相比商业上的成功,上海迁京的师傅们落户京城,就不那么顺利了。如今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五六十年的康邦章师傅,提到当年在北京安家的过程还免不了一肚子牢骚。

康师傅说,当年北京市福利公司跟他们签合同时保证,家属是城市户口的三个月内迁京,农村户口的一年内迁京。康师傅老家在江苏镇江农村,他爱人是农村户口。眼看着同事城市户口的家属都顺利进京了,他爱人的户口问题却迟迟解决不了。康师傅说,同事中像他这种情况的大有人在。事情拖了两年也没解决,大家都不干了,甚至嚷嚷着要“罢工”。当年康师傅正在积极要求入党,作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及时了解、汇报群众的思想动态。当他把“罢工”的消息报告给福利公司时,领导上还挺紧张的。“其实,大家哪儿敢‘罢工’,过过嘴瘾罢了。”不过,经过这么一折腾,公司终于开始认真解决家属户口进京的事儿了。“北京这边愿意接收了吧,农村又不放了。”康师傅说。当年他爱人年轻力壮,在农村算个壮劳力,农村死活不放人。即便是这样,康师傅的爱人还办了个临时户口,带着孩子来了北京。康师傅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号召所有住在北京的临时户口都回乡,他老伴带着孩子顶住压力愣是不走。结果,扛了几个月,中央下文件,所有在北京3个月以上的临时户口都变成正式户口。“当年好多人顶不住都走了,幸亏我们没走。”康师傅感到万幸。

说起自己在北京扎根的艰辛路,康邦章唏嘘不已。虽说是集体迁京,但是他们一家最终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户口和工作,也着实不易。

现在问起康师傅:“您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还是上海人?”他还是会陷入两难的选择,就像他的口音既不是上海话,也不是北京话。然而,他自幼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却没有这种身份尴尬。他最小的两个孩子都生在北京。“男孩叫‘京生’,女孩叫‘京花’。这都是派出所警察给起的。”康邦章说,“生在北京,当然就是北京人了。”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