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塔里木的上海知青(连载八)

第四部分:我们退休回沪后的事

一、又见到了新疆的知青姐妹

  我退休刚回到上海的五天里,天天有上海的知青朋友来看望我,我和他们在一起畅谈了好多话题。我了解到这些新疆的知青回上海后,生活也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大部分退休回来的知青是农场职工,95年退休时工资只能拿到400元左右。为了生存,他(她)们不得不再在上海打工,打工的工资也只有500元左右。

  下面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上海“知青十一姐妹”们的情况吧。我们“知青十一姐妹”都是1963年8月从上海出发,进疆后被分配在新疆农一师七团二连的女知青。我们在新疆几十年的共同劳动和生活中相互帮助、关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大家的谈话中,我首先知道了我们七团二连“知青十一姐妹”等人的情况。

  邓爱娣:一米五四的身高,微胖的脸上有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她待人热情真诚,能同情并经常帮助弱者,很受知青的喜欢。她是共产党员,典型的“女强人”,她在单位里工作表现很好,常受到领导们的表扬。组织“知青十一姐妹”小集体的想法就是她第一个提出来的。她是通过“双顶”回到上海的。她比较幸运,现在在上海一个单位电话总机房里工作。她老公也在上海国营单位里搞后勤管理工作。她们夫妇两人在上海工作稳定,生活也挺不错的。邓爱娣的爱人郭德胜也是共产党员,他只有1米六多一点点的个子,但他国子脸上却有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平时他穿戴整洁,一副绅士的模样。他和我老公刘春芳曾经一起去支援过巴基斯坦修公路。退休回上海后,他爱上了摄影。后来我们“知青十一姐妹”们每次欢乐聚会,全部是他为大家无偿摄像并制作碟片,大家都很感谢他。

  陶根花:身高一米六左右,年轻时爱穿色彩艳丽、质地较好、样式新颖的服装。她待人热情、大方,也是共产党员,肯用实际行动帮助弱者。结婚以后为了支持老公的写作,家中的家务活儿几乎全由她包揽。我退休回上海时,她还在新疆大学的后勤工作。因为她老公被新疆教育局调到了新疆大学教历史课。她也跟着被调到新疆大学做后勤工作了。陶根花的爱人是钟国发,他中等身材,额头特别高,耳坠也特别大,你一看他那气质就知道这人是个不平凡的学者。他的言谈给人一种老练、稳重、知识渊博的感觉,至今为止,他已在“道教”方面出了三本著作。听说她们后来在新疆乌鲁木齐生活的挺不错。

  方桂娣:一米五八身高,天生一对黑亮的大眼睛,平时穿着朴素大方。桂娣为人善良、忠厚、热情,她人很随和,和谁都能搞好团结。在我们姐妹中,方桂娣和张娟华关系特别好,每当张娟华有困难时,在关键时刻,方桂娣都能挺身而出帮助她。方桂娣是通过“二调一”的途径回上海的,回沪后她在上海一家工厂工作。邵国民是方桂娣的爱人,他约一米七五的身高,有楞角的国字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热情机灵,很讲朋友义气。在新疆时邵国民就很爱钻研机械,会修理各种机器。“二调一”回沪后,在上海钢窗厂工作,至今二十年了,他还继续在单位的物业上做管理员。桂娣的家也很幸运,夫妻两人工作很稳定,生活也挺不错的。

  张娟华:约一米五六的身高,一副圆圆的脸蛋,人也长得很漂亮。她为人忠厚、老实,待人真诚、热情,是贤妻良母式的好女人。她是通过“长期病退”的方式回沪的,由于她血压太高,回上海后,她只能经常在家里养病,去年她不幸大中风,终因医治无效于2012年夏天去世了。娟华的老公是俞旭东。俞旭东有一副国字脸,身体微胖,人聪明可靠,曾是新疆塔里木我们农场机耕连的机务组长,是修理拖拉机的好手。他无师自学,学得一手漂亮的木匠活,为自家和知青朋友们打造出了好几套大立柜、书柜、方桌、折叠椅子等家具。我家的大立柜和折叠椅就是他做的。回沪后他一时找不到工作,爱人治病开销又大,他只得靠帮人家夜间看仓库、看超市、又帮居民们换煤气罐挣点钱维持生活。

  周桂兰:她身材高挑,约有一米六八,是我们“知青十一姐妹”中个子最高的一个。她文化不高,但手特别灵巧,她不仅织的一手好毛衣,还会裁缝的活计。我们跳新疆舞用的衣服和帽子,都是她亲自做的。她待人热情、大方,很会说话,朋友们都喜欢她。桂兰是以“单顶”的方式回沪的,那时凡单顶回来的新疆知青,都被分配到了上海周围农场。作为江苏大丰农场派到上海的劳务工,她曾经在上海新华医院当过劳务工。朱锁根是周桂兰的爱人,约一米六九的身高,四方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的鼻子挺挺的,年轻时非常帅气的。锁根生性老实忠厚,但他人很勤快。桂兰身体不好,家里的买汰烧他几乎是全包干。和桂兰一样,朱锁根也是劳务工,在上海新华医院当过门卫。他们俩生活的也不容易啊!

  徐雪艳:共产党员,约一米六三的身高,人长得秀气文静,不胖不瘦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她为人谦虚、诚恳、热情,深得大家喜爱。雪艳是个才女,画得一手好画,平时有空她就画画。雪艳还是个孝女,至今还在细心地照顾着她那慈祥的老母亲。她也是“双顶”回来的,在上海一家国营单位工作。刘叶桢是雪艳的爱人,一米八十的身材,长方脸。他热情而有能力,在农一师七团保养间曾经担任过政治指导员,他也是个人物。平时刘叶桢也肯帮助人,回上海后,挺热心于为知青们办事情。回上海后和雪艳一起在上海的一家国营单位工作,她们这一家人日子过得也挺不错的。

  张红娣:约一米六五的身高,“知青十一姐妹”里数她最胖,圆圆的脸上有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平时也爱穿彩色艳丽的服装。她为人热情、诚恳,性格开朗。平时讲话嗓门特大,老远就能听到她哈、哈、哈……的笑声。可能是太胖的原因吧,她已经动了一次大手术(脑子里开了一刀),目前外出已不太方便。她是“长期病退”回沪的,现在身体不好在家养病。张红娣的老公是柴志定,约一米七六的身高,看上去人很瘦弱,对人很热情。他会修理各种钟表,还会烧一手好菜,朋友、家里人都很喜欢他。柴志定是提前退休回沪的,曾经在上海开残疾车,挣点钱维持生活。她们有三个女儿,生活负担重,刚回上海时她们家生活挺艰难的。

  刘新妹:共产党员,身高一米六六,圆脸、微胖、眼睛挺大。她为人热情、好客,和人说话时总是面带笑容。她也是提前退休回沪的。刘新妹生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昆山当会计,收入还不错。另外两个儿子也都工作了,他们家经济条件很好,所以她不外出去打工,就在家料理家务。她老公朱书俭是河南人,方脸、微胖,大眼睛,身高约有一米七五,他为人忠厚老实、能勤俭持家。在新疆时,他是个优秀的拖拉机手。他对上海不熟悉,也没有外出工作,在家帮着刘新妹一起带孙子。她们退休回上海后,日子过的很好。近几年,她因为有了几个孙子非常忙,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来参加我们“知青十一姐妹”的活动了。

  杨美丽:一米六二的身高,身材有点胖,圆圆的脸上有一双美丽明亮的大眼睛,年轻时她长得很漂亮。她性格内向稳重,待人特热情,也是贤妻良母型的好女人。她身体很好,就是头发全部已白了,血压有点高。杨美丽的爱人是吴家宝,他一米八一的个头,身材高大魁梧。在“知青十一姐妹”的爱人中,他长得最胖,肚子高高地突起,真像个将军。他讲话声音响亮,无论在哪儿,老远我们就能听出他的声音。他性格开朗、为人仗义,爱打抱不平;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受了不少苦,吃了不少亏。他会烧一手好菜,现在是我们“知青十一姐妹”们的大厨师,很受家人和朋友们的欢迎。她们夫妇是通过“三、六、九”方式回沪的,回来后,在上海做个体(自由职业)买水果、做点小生意什么的。她们夫妇俩也是挺不容易的,刚回上海时,什么都没有,后来在他本人的多次强烈要求下,上海政府和有关部门才合理地解决了她们全家人的户口和他儿子的工作问题。

  施树心:一米六六的身高,身材匀称,、眼睛特大、她长得漂亮,能言善道,被称为知青中的“阿庆嫂”。施树心待人诚恳,热情大方,在塔里木农场,她是我们七团机耕连的卫生员,也是团工会的委员。她和连队里的干部、职工们关系都很好,可惜她在六年前因肾衰竭病,抢救无效已经去世了。她也是提前退休回上海的,由于她在新疆时就搞医务工作,回上海后,她就干起了老本行。她经常无偿地帮周围的百姓和本居委的老人们义务打针、吊盐水……。施树心的爱人是翟金林。河南人,一米八0的身高,身材不胖不瘦,四方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平时,他为人热情大方。他也曾是一位优秀的拖拉机手。他不太习惯上海的生活,常回到新疆阿克苏邮局和他大儿子一家人一起生活。

  朱根娣:共产党员,典型的“女强人”。一米五六的身高,瓜子脸上有一双挺有神、黑亮的眼睛。平时爱烫发,喜欢穿红色、粉色艳丽的服装。我性格豪爽、对人热情,爱做善事,常常帮助别人解决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我还是个工作狂,无论在新疆还是在上海,我都能认真负责的去完成各项工作。我曾经获得过不少光荣称号和奖品。我生活态度积极向上,能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喜欢。我的爱人是刘春芳,湖北人。他一米七六的身高,他额头高、鼻子高、眼睛大,他的脸形特像新疆的少数民族人。他文化程度不高,但口才却很好,讲话声音大、有底气,老远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为人豪爽、性格耿直,家里的“买、汰、烧”几乎是他全包了,他是个典型的好丈夫类型。

  以上是我们“知青十一姐妹”的基本情况。由于我们“知青十一姐妹”中已经去世了两位,还有一位多年忙着带孙子,已经多年没有参加“知青十一姐妹们”的活动了。原来新疆我们二连的许多老姐妹们想要加入到我们小集体来,这样我们就又增补了三人,我们现在还是“知青十一姐妹”。新增补的三位姐妹情况如下:

  周惠兰:原七团二连的上海知青,一米五六的身高,圆圆的脸蛋上有一双美丽明亮的大眼睛。年轻时的她漂亮可人,非常能干,求慕者一片。她为人热情大方,可惜她身体不太好,早早地就长期病退休息在家了。她们家是“单顶”回沪的。她们家的房子,是她老公父母家拆迁时分配给她们的。惠兰的爱人是吴哲瀛。一米七五的身高,四方脸上有双挺有神的眼睛,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人长得挺英俊的和惠兰是天生一对帅男靓女。平时他对人热情、诚恳,很讲朋友义气。家里的“买、汏、烧”都是他全包的,他是个典型的五好丈夫。

  孙金菊:原七团二连的上海知青,一米六一的身高,瓜子脸,人长得不胖不瘦。她对人真诚,贤惠勤快,平时她不太爱出门,家里的一切家务都是她做,是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她和老公都是退休后回沪的,她家在上海的房子是她老公父母留下来的私房。孙金菊的老公是李国宝,他身高一米六二,人长得挺精神秀气,白晳的皮肤,长圆的脸上生有一双机灵的眼睛,他为人忠诚、老实、待人热情。他也是和我一起进新疆的热血青年。他还是个很顾家的人,自从退休回上海后,一直都在新华医院里当劳务工,干些洗药水瓶、消毒的工作。直至去年他小中风生病了,才在家休息。今年2013年4月初,他因大中风不幸升天了。我们“知青十一姐妹”们都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为他“送行”。

  窦小君:一米五四的身高,瓜子脸,中等身材,她是和我一起进疆的太和里居委会的上海知青。到新疆后她又和我分在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生产排,我俩还同住在一个宿舍里。天冷时,为了取暖我俩经常合盖两条被子呢。小君为人正直、讲话直率,待人热情大方,是个勤快、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家的家务活儿,几乎都是她干的。小君的爱人是汤晓铭,他一米六二的身高,四方脸,皮肤白晳,平时穿着干净整齐。平时汤晓铭为人热情大方,他是65年进疆的,曾经也在我们二连工作过多年,后来调到学校当了老师。他人很风趣,常爱和人开玩笑。她俩是在塔里木农场的艰苦劳动中相识、相知、相爱的,他俩结婚后,共同养育了一个活泼可爱、漂亮的儿子,名叫汤磊。她们夫妇俩退休回到上海后,自己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目前他们一家人都在上海幸福地生活,她们的儿子汤磊还办了个小企业,经济效益还不错。

  我还有几个新疆蜜友,她(他)们也早我几年,通过“单顶、双顶、二调一”什么的回到上海。她们也经常来参加我们“知青十一姐妹”们的各种活动。她们是江金德、陈阿娣、潘文瑜、朱仁贤、陈行敏、王月娣、刘秋香、谭金林、施锡民、封宝根等。

  我的好朋友里还有两个人留在新疆没回来,那就是潘文瑜和王月娣。她们俩是和我63年8月28日坐一列火车进疆的,当时我们都一起分配在农一师七团二连工作。那时,我是她们的排长,从进疆起一直到她俩嫁到乌市和她们的爱人结婚,我们的关系一直都挺好的。

  上海知青王月娣是和我住在同一个蒋家浜居委的。因她舅妈和我爸都是上海国针厂的,所以我们俩来往也多些。我几次回上海(60年代、70年代之间),她舅妈还常来我家打听月娣在新疆工作、生活的情况。现在她人还在乌鲁木齐市,嫁给了一位当地的回族人,她俩共同生育了一儿一女。她们的女儿现在已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了,还生了个胖儿子,日子过得很美满。她们的儿子现在在新疆开大型集卡车。听说收入颇丰,他们还买了一套三室二厅的房子,老两口和儿子一家人在乌鲁木齐生活得也很幸福。

  上海知青潘文瑜也是我的蜜友。她上海家里原住在长阳路中太和里(即现在的江浦公园),她是她家“五朵金花”之中的老大。有关她的情况我在前面也提起过,每次回上海有事或探亲时,我是必去她家看望她父母的。她嫁到了乌鲁木齐市。她男人叫王少奇,在乌市第八中学教数学,后担任学校图书馆管理员工作。文瑜爱人老实忠厚,人品极好。她们共同养育了两个儿子,小儿子现在在上海工作,还没成家,大儿子和他爸在乌市生活,也没结婚。总之,文瑜是“两头”跑,兼顾着两儿子。她每次回上海,那是必定往我家跑无数遍的。当然,我也常往她家跑,我俩是互帮互助型的。当年我家两个孩子的毛衣和布鞋文瑜几乎全包了。文瑜的人品极好,男知青们非常喜欢她,刚进疆时,她曾经和一个上海男知青恋爱上了,她俩一好就是8年多。她俩互帮互助,非常恩爱。记得在71年夏天她们回上海探亲时,她俩还把准备要结婚的许多物品带回了新疆。后来,谁知为了文瑜的家庭出身问题和其他一些“矛盾”的产生,使这对恩爱了8年多的恋人分手了。这真是有缘无份啊!我们都为她们感到惋惜。我是潘文瑜最好的闺中蜜友,我们七团原政委窦红珍原来曾是我们二连的指导员,他早就知道我和文瑜的友谊关系,那天他特地到我们十三连学校来找我,叫我和他一起去团部劝说她俩和好。到了团部以后,我和窦政委一起在她、他俩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也无济于事。为了安慰文瑜,我把文瑜接到了我家住了好几天。那时,我已结婚成家了。那个阶段,文瑜整个人都快崩溃了,我看了好心疼啊!她是个老实人、好人。她应该有好报吧,后来她在乌鲁木齐市工作的亲姨妈为她做了媒,介绍她嫁给了现在的男人王少奇,从此,文瑜才过上了新疆大城市安稳的日子。

二、互帮互助的“知青十一姐妹”

1、“知青十一姐妹”之间的情谊

  自从大家回沪“叶落归根”之后,原新疆的上海知青们,经常相互走动。原新疆阿克苏农一师七团二连的十几个上海女知青就是这样,大家相互之间碰头时就会互叙新疆往事。那些在新疆发生的趣事、乐事、难事、苦事以及难忘的人和事,都是大家共同的话题。

  自从邓爱娣向张娟华提出,想组织新疆“上海知青十一姐妹”这个提议后,第二天张娟华就主动去找我(原女排长)商量。经过我俩商量后,我就把原农一师七团二连平时要好的、经常走动的知青十一个姐妹们请到我家。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都想要成立“知青十一姐妹”这个集体。原则是:“今后姐妹们在一起,要互帮互助、快乐地度过每一天。总之大家是想在上海快乐、健康地安度晚年。”

  刚开始,“知青十一姐妹”们是每月聚一次会。后来,随着大家下一代子女的出生,我们都当了“外婆”、“奶奶”。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把聚会时间改成了一季度一次。后来又因孩子太小要人照料,我们都离不开孩子们,最后又改成了一年2至3次聚会,直到现在。

  每次“知青十一姐妹”们聚会,我们都遵循“勤俭节约”AA制的方式,少化钱快乐聚会的原则。从一九九五年至今已“快乐聚会”了十八个年头。我们聚会的方式很多,有时,“知青十一姐妹”们会每人带一、二个烧好的菜肴,到某个姐妹的家里去,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边吃边聊、共同回忆新疆的往事。有时,“知青十一姐妹”们会带上老公,孩子们一起到公园(比如虹口、杨浦、和平、森林……等公园)去秋游或春游,在公园里,有时观花、观美景、划船。有时,我们各家自备水、饭菜、水果、点心等,在公园里搞活动,还唱歌、跳舞、搞健身活动。比如大家一起踢键子、跳绳、打羽毛球、猜谜比赛等等。每一次的聚会,大家都玩得兴致勃勃、流连忘返。

  上海“知青十一姐妹”们在一起聚会,不仅仅是吃、玩和回忆往事,最重要的意义是通过聚会联络感情,大家抱团取暖,互帮互助。这种互帮互助我们在新疆时就做的很好,现在退休回沪了,大家还要继续互帮互助。

  记得,张娟华病退回沪后,她拿的病退工资太低,只有200多元;又要治病,她家的生活开销非常紧张。“知青十一姐妹”之中方桂娣、周桂兰知道后,不声不响地每月悄悄塞给她50元钱。95年7月我退休回沪后,张娟华告诉我她俩对她的支持和帮助,我很感动。要知道她俩工资也不高,退休回沪后她俩还在外面打工呢!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张娟华的情况,“知青十一姐妹”们在经济上、生活上都开始对她帮助,张娟华非常感动。她时常说:“我们上海知青十一姐妹们不是亲人,但胜似亲人啊!”

  还记得“知青十一姐妹”中张红娣的老公柴志定吗?他退休回沪后,因他家生活开销大,退休工资低,只好在上海再打工。有一次,他在开残疾车时翻车了,他身上多处受伤。柴志定住院急需用钱,“知青十一姐妹”们知道后,都慷慨地伸出援手,你一百、我二百,都为他治伤、养伤出了一份力,献了一份爱心。出于感动,张红娣逢人就讲:“我们知青十一姐妹们曾经对她的情谊和好处。”

  后来张红娣本人又得了脑血栓,为此她住了好几次医院。她只要一住院,我们“知青十一姐妹”们准会到医院去看望她、安慰她,大家不断地对她问寒问暖。让她真正感受到了“知青十一姐妹”们的诚挚的情谊。

2、我们和张娟华家人的友谊

  80年代中期,我们在新疆的广大上海知青们为了子女将来的前途,为了自己将来能“叶落归根”回到上海,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向各级人民政府请愿,要求把我们的户口迁回上海,要求把我们都调回上海工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阿克苏农一师各团场的广大知青们组织了“上海知青联合委员会”(简称为“上青联”)。在“上青联”的领导下,我们曾经一家出一个代表,到阿克苏市集会,并和农一师及地委的领导们交涉调回上海工作的事。

  刚开始,事态发展的很不顺利,几千名上海知青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集体绝食,最后在赴乌市请愿的过程中又死了三名上海知青。这样知青们要求回上海的事就闹大了。

  后来,在中央、上海、新疆各级政府的努力下,调整和改变了有些不合理的政策,出台了上海知青可以通过“双顶、单顶、二调一、独子……”等办法回沪的政策。在这些有关政策出台后,符合条件和政策的上海知青们,一批批高兴地回了上海。但是,符合条件走的人,他们只有一小部分,还不到上海知青总人数的20%。

  这一小部分人的回沪,搅动了一潭静止的湖水。不符合条件,走不了的知青们不安稳了、心不甘啊。张娟华的爱人俞旭东就是其中一个,当时他几乎绝望了。因为他家父母的一个顶替名额已给了他在新疆农二师的妹妹。张娟华家中的一个顶替名额也给了娟华在安徽插队的小妹妹。俞旭东认为自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故乡”上海了。绝望至极他就喝了敌敌畏。可能是老天爷挽留他,不想让他就这样走了。那喝下去的敌敌畏,居然是年久失效的,没起作用。接着他又把房子点着了火后上吊,结果那大火一下子把屋顶冲了个大洞,大火冲到屋外,同时也把他上吊的绳子烧断了,俞旭东真不该死。张娟华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们七团二连的领导、知青、老职工们都纷纷出来帮忙。“知青十一姐妹”们当然是人人到场相助了。

  那时,我们家住在十三连学校,离二连约有6公里多路。我接到电话就和老公刘春芳立即赶了过去,我老公和二连几个男知青爬到他家屋顶上,帮着修屋顶,其他人整理房间、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干什么的都有。在团领导的关心下,医院领导还派了医生专门陪同俞旭东去阿克苏农一师大医院治伤。

  说来也巧,那个时期,上海的援疆医生正好在农一师医院蹲点。经过上海医生和当地医生近半年的共同努力,很快治好了俞旭东烧伤面积达75%的皮肤,他康复出院了。

  在张娟华家的这次“特殊事件”中,“知青十一姐妹”们全到场了。这里我特别要讲一下方桂娣夫妇俩,她们把自己省吃俭用节存的800多元钱,全拿出来帮助娟华家,要知道那时候每人一月工资才31.08元钱,多不容易啊!大家当时都十分感动。那天娟华陪着她老公俞旭东去阿克苏医院了,我想到她们家里没有大人,两个孩子怎么办呢?她们连队的知青们都是在大田劳动的,很辛苦的。于是,我就把娟华的两个孩子领到我家里。那时我们家只有一张大床,睡不下怎么办呢?好在孩子们都还小,我就让我们家两个孩子睡床东头,她们家两个孩子睡床西头,我们夫妇俩挤在床边,我们俩各管两个孩子。这样住了没几天,孩子的姑姑从农二师赶来,把娟华的女儿带走了。剩下个儿子,我一直照顾到她们出院回家。当我把儿子送还给她们时,夫妇俩千恩万谢。

  张娟华因身体不好,好多年前就办了长期病退在家。那一年,我们全团都在搞承包到户,我老公刘春芳和学校职工郝鹏年、王小芳一起承包了一片70亩地的果园。他们三人把果园一分为三,各自分别认真、细致地进行管理各自承包的土地。

  为了实现承包利益最大化,我老公在果园树与树的空间种了很多棉花。可到了收摘棉花时,他一人就忙不过来了。张娟华知道后,二话不说,回家安排好孩子,带上大、小棉花口袋,到我家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她天天起早贪黑,硬是帮着把果园里我老公承包的棉花采摘完毕,才回家。

  记得在88年的春天,我爱人刘春芳在自己承包的果园里扒葡萄藤,因他自己忘了带水,口渴了,就很随意地喝了几口果园小渠里停流的水。结果,当晚他就发高烧到41°C。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感冒了,给他吃了两天的感冒退烧药,都不见退烧。第三天我就去连部把卫生员陈红英叫来给他诊治,卫生员给他量了一下体温,还是41°C多,她就问我:“这几天,都是这样高的温度吗?”我说:“是的。”她又问我:“超过41°C或42°C吗?”我说:“没有。”她又问了其它一些症状,我都一一回答。陈红英思考了一下,果断地说:“送团部卫生院去吧!”我说:“为啥?”她说:“可能不是感冒,有可能是伤寒病。”我一听吓了一跳,这病可不是开玩笑的,一是要传染的,二是可能还有生命危险。我立即和学校联系,学校马上派车、派人把我爱人送到团部医院里。一查,果真是伤寒病。医生说:“有可能他那天喝的水里不干净,混有伤寒干菌,所以他被感染了,得了伤寒病。”

  那几天,我们学校里的教师们都在认真复习迎“考级”。要评工资哩,这也是不能耽搁的大事。怎么办呢?我们十三连分校离团部医院约有6公里多路,白天我不能停课,就让我老公的妈妈陪他,那时他妈妈已有75岁了。我就每天一早一晚骑上自行车,来回往返在分校和医院之间。有多少的辛苦,也只有天知我知了。

  五天后,张娟华知道了我爱人的事。她二话不说,带上行李铺盖就住进了我爱人刘春芳的病房。娟华叫春芳妈妈回家休息,白天来送三顿饭就行了。自从那天娟华住进春芳的病房起,她就担起了全天候“护理”我爱人的“工作。”新来的不知道实情的病号,还以为她是刘春芳的老婆哩。

  91年冬天,我因为父亲病重回上海了。我老公因为胆囊炎住院了,我在阿克苏读书的小女儿恰逢学校放寒假,一个多月里她就住在张娟华家,娟华对我小女儿很好的。

  2011年四月中旬,张娟华“中风”住进了上海松江中心医院。上海“知青十一姐妹”们知道后,立即从市区乘车,赶往松江中心医院里去探望她。在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知青十一姐妹”们慷慨解囊,捐款,献爱心。此时的张娟华虽然已经说不出话来,人也不能动了,但大家来探望她,她心里是知道的。每当知青姐妹们来到她的床前,她的眼里就会发光,一亮一亮的。她还会伸出大拇指动几动,表示感谢,这太神奇了。娟华这次在上海病重,我小女儿刘琰也常去看她,在经济上也给了她帮助。

  在张娟华病重的整整一年多时间里,“知青十一姐妹”们多次从上海市区赶往松江中心医院和她的家里,去探望她、安慰她。在张娟华人生最后的路途上,大家给她送去了很多温暖。

  2012年5月17日早晨,张娟华终于因病医治无效“西归”了。我和陶根花立即赶到了松江小昆山张娟华的家里,帮助张娟华的爱人俞旭东一起料理张娟华的后事,帮着设灵堂、选照片、写挽联……

  张娟华的追悼会,“知青十一姐妹”们都来参加了。当年农一师七团二连的许多战友:杨冬青、刘龄孝、任婉琴、蒋亚琴的儿子……等人都来送她。

  2012年10月21日是张娟华安葬的日子,“知青十一姐妹”们又全都从市区赶往松江的西南角“至尊园”公墓,为张娟华举行了入葬仪式。张娟华家里的亲戚们和俞旭东家里的亲戚们都十二万分地感动,夸赞我们“上海知青十一姐妹”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

  我们“知青十一姐妹”们在过去长达三十多年的新疆工作和生活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退休回上海以后,还在经常往来,相互谈心、相互游玩、相互帮助,这一晃又是近二十年。我们准备今后继续互帮互助,大家要更团结。我们将调整好情绪,锻炼好身体,争取在上海过好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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