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上海——返城知青生存路

家在上海——返城知青生存路

凤凰台《我们一起走过》
内容提要:

上世纪60年代末,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波及到上海的每个家庭,到70年代初,有100多万上海知青告别城市和亲人,奔赴遥远的农村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代人的命运骤然被改变。但十年不到,历史的走向突然出现了拐点,几十万知青通过顶替、病退等各种办法像潮水般返回上海。

终于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家,而要重新想融入这个城市,步履艰难。

尽管曾经生长在这座城市,尽管曾经对她朝思暮想,但并不等于这座城市很快就能重新接纳你了。

知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了身份。

回上海前,有知青放言,只要能回家,去扫马路都可以,

可事实是,扫马路属于事业单位,他根本没有资格去。

因为很多新疆知青失去了上海户口。

在那个年代,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粮本,没有粮本,就意味着没有粮票,就意味着有钱也买不了米。

没有户口,就没有饭吃。

当时回上海的知青,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单顶,双顶,袋袋户口(369)。

单顶:夫妻只有一人,顶替已经退休的父母,有工作单位。

双顶:夫妻两人都顶替,有单位。

这两种,有户口,有单位。

袋袋户口:还有一种,没有可顶替的职位,因此户口没有地方接收,只能把个人档案放在家里,俗称“袋袋户口”,很久之后,上海政府一个月补贴他们369元生活补助,他们就戏称自己为“369”。

不久后,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住房。

90年代,直到2000年前,上海,绝对是全中国住房条件最为恶劣的城市。直到现在,上海的房价位居全国前三,仍然是年轻人身上最大的包袱。

80~90年代,在上海的弄堂里,外地的人常常被恶劣的住房条件吓呆:

祖孙三代,12个人,睡在一个7平米的双层阁楼里,一个人洗澡,全家都要到屋外呆着,路灯底下吃晚饭,这就是当时很多上海人的生活。

知青千辛万苦从新疆回来,意味着家里又多了2--4个人(拖家带口),更加的拥挤。

再近的血缘,也无法缓和基本生存条件的牺牲。

那个年代,为了住房问题知青和家人发生矛盾,在上海每一条弄堂里发生。

90%以上的知青,都为住房问题和家人发生矛盾。

这是住房条件相对宽裕的外省人无法理解的。

终于有了一个窝,但是没有单位,如何赚钱成为第三个现实问题。

他们大多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十多年来学会的只有务农,没有多少积蓄,回到上海,无依无靠,只能从事当时最底层的职业。

那个时候上海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老知青们摆地摊的身影。这些经过大西北十几年磨炼的人,开始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谋生生活。

异乡人新疆返城知青生存路
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林珊珊
对于这些上海知青和他们的后代来说,户口和身份认同始终遥不可及:在新疆,他们是上海人;在上海,他们又成了新疆人。
我一定让你走得风风光光

一个月里,吴祥志们又送走了6位老人。

吴祥志(图  林珊珊)

秋天时,他去看望唐长根。那时,老唐戴着呼吸机,烦躁地躺在床上。老唐肺癌已到晚期,而医保卡里的3万块报销额度早就用光了。那个下午,他抱怨起悲哀的人生,愤愤不平地讲述四处求助均被拒绝的遭遇。但除了等待,他别无选择。末了,他掏出一件衬衣。

吴祥志愣住了——衬衣被染过似的,满是大片大片的血迹。“那是被我弟弟打的。”老唐说。从新疆退休回来后,他住在了母亲家。不久,母亲病逝,遗嘱里把房子留给了他。这是兄弟反目的开端。为房子今后的继承问题,兄弟俩大打出手,直到遍体鳞伤的老唐被送进医院。老唐盯着血衣,往事就像家中那些腐朽的空气,充斥在回忆中。沉默了许久,他冷冷地说:“亲兄弟。”

35天后,老唐死了。

开追悼会那天,天色骤变,上海下起了大雨。吴祥志带着几十位老人一同为老唐送行。他们并不认识老唐,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标签:上海知青。

他们都是1963-1966年间,被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万分之一。那时,国家刚刚经历过大饥荒,边疆依旧动荡贫穷。而被视为道德堕落之所的城市,发展规模被严格限制,大量城市青年被剩余出来,无法被计划到就业和升学中去。在浪漫的乡村理想和发展现实的双重策动之下,知识青年远赴穷乡僻壤的蓝图被勾勒出来。10万上海知青进疆的成功,拉开了此后“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1970年代末,随着运动的破产,这10万知青,有一万多名顺利回到了故乡,剩下的人,或扎根新疆;或滞留上海,退休回城,为户口为晚年保障,长年累月地奔波。

去年上半年,老唐还是奔波群体中的一员。吴祥志眼前闪现他的身影,仿佛那才是昨天的事情。

吴祥志满脸沧桑,表情倔强,像悬崖边上弯曲的树。2007年,他60岁,按照政策,终于可以正式退休回到上海。然而,2003年随退休的妻子回城时,户口问题就开始成为他的困扰。当时,上海中心城区的老家正在动迁,如果户口顺利迁入,他将可以得到一套新房子作为赔偿。嫂子提出,必须交20万,才能入户。随着房价猛涨,要价又开到了50万。

亲情在利益面前撕开了不堪的面目。他试图向嫂子说情——三十多年前,兄弟俩必须有一个去新疆,是他代哥哥做出了牺牲。“那是你自愿去的”,嫂子并不领情;他又去街道反映情况,“这是家庭矛盾”,街道不愿管。就这样,他只能在上海打工,租房子,四处讨说法。

在上海,他“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几年后,他找到了知青群体,终于有了归属感。他还扮演起送葬人的角色。谁重病了,他代表大家送上100元的慰问金;谁死了,他组织追悼会、送花圈……

这些年里,他似乎习惯了悲伤,“今天还一起参加追悼会,过几天就成了被追悼的对象。”他看着当年前赴后继踏上通往新疆火车的少年们,如今前赴后继地死去,仿佛看着自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被悄然带走。

为什么要回上海?这成了他经常追问自己的问题。

而每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新疆总到梦里造访:熟悉的道路,地里的劳作,和妻子缝制裤子的场景……

在上海的日子,新疆是老知青们共同的梦境。

在韦木英的梦里,新疆化身为一朵朵棉花,她跪在地里摘个不停。

在谢虎礼的梦里,他总是手扶独轮车,在荒地上推来推去。怅然四顾,发现到处是茫茫戈壁滩。心恍惚着沉下去:不是回上海了么,怎么又到了新疆?原来,回上海只是一场梦……

“我是上海人”

“我是上海人!”谢虎礼拍拍胸脯,一遍遍确认自己的身份,尽管过去十多年里,他走在大街小巷都被直呼为“新疆”。

谢虎礼父子

1964年,他听着“羊肉当饭吃,牛奶当水喝”的童话来到新疆,却看到满目的荒芜。第一个除夕夜,他们啃馍馍,喝白菜汤。一位知青不禁唱起了《星星之火》,唱起了几十年前被卖到日本纱厂当童工的小珍珠的命运:

“妈妈啊!我哪天不在想着你,我有多少苦楚要对你讲。盼星星,盼月亮,左盼右盼想亲娘。到今朝盼着妈妈你到上海,妈妈啊!赶快救我出火坑!” 随即,整团的知青哭成一片。

“小林,你要听我唱小珍珠么?”这天,在老知青韦木英的小房子里,微醺的谢虎礼闭着眼睛再次唱这首沪剧,韦木英轻轻附和着。阳光穿过石库门老房子的天窗,照在他们脸上,韦木英哭了起来。相比起故乡的亲人,他们更喜欢呆在知青群里。他们随意串门,一块吃饭喝酒,不需要客套,不需要言语,自在而亲切,随时可以哭泣,也不需要特别的安慰。

韦木英

在上海,谢虎礼始终有一种不愿承认的隔阂感。当他大口喝酒时,他会说,我们北方人就是豪爽。可回忆起新疆,却永远逃不出这样的词语:忍饥挨冻的生活,永不停歇的劳累,夏天开荒时成千上万的大蚊子……

1980年一个礼拜天,谢虎礼得知了云南知青“胜利大逃亡”的消息,整整一天,他心里都激荡着逃离的冲动。到了傍晚,他敲响大钟,“上海知青托儿所集合了”,他大喊。他把返城的消息广而告之,大家最终决定,选出5名代表到各团各连串联。

当晚,谢虎礼几人拦了拖拉机,一路颠簸七十多公里,从塔里木河北岸一直开到了终点塔河南岸。黑夜里,他偶遇了知青欧阳琏,两人一拍即合。此前,欧阳琏和其他知青已经为回城上访多次。第二天,他们决定,在塔河两岸宣传回城的决心。

11月初,欧阳琏鼓动成千上万知青集结到阿克苏城区,但阿克苏地委不愿意对话。11月23日开始,他们绝食了近一百小时,直到欧阳琏收到电报,被告知中央工作组将会到来。12月11日,上海知青请愿大篷车队途中翻车,3名知青遇难,阿克苏地委终于发出给知青签发户口的文件。

那几天,拿到户口的谢虎礼沉浸在回城的喜悦中,他变卖家产,收拾家当。然而,不幸的消息很快从广播上传来:阿克苏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所发的户口证全部作废,火车站实行军事戒严。谢虎礼一阵绝望,喝下一瓶60度的高粱酒,躺在地上抽搐。

“当时只想到了死。”醒来后,他暗下决心,一有机会便逃离新疆。

1981年秋,机会终于来了。谢虎礼带着妻子张维敏、两个孩子谢萍和谢君回到上海。孩子是生于1974年的龙凤胎,名字寄托了父母朴素的希望——平均。他们希望孩子得到同样的宠爱,享受公平的命运。

回城最初的日子里,谢虎礼一家挤在张维敏哥哥的小房子里,占据着半个房间。谢虎礼从来不敢踏入大舅子的房间。他成天泡在外面,做着各式小生意:摆康乐球、卖童装。

不幸的是,这一年,国发91号文件的出台几乎阻断了他所有的生路。文件称要“坚决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列出10种规定,把知青们划分为三六九等,除了1.5万人符合规定可以调回上海市区或上海所属的外地农场,其他的“一律动员返回新疆农场”。

谢虎礼夫妇正是属于要被“稳定在新疆”的大多数。谢虎礼的小摊不断被没收,他在上海街头四处流窜,连大舅子也被停职了。他被告知:谢家什么时候回新疆,什么时候恢复工作。但这些都不能动摇这对夫妇的决心,直到有一天,两个孩子从学校被驱逐出来。

1984年,谢虎礼带着一家子,再次踏上开往新疆的列车。车上,他和妻子张维敏听到一声惨叫,随后得知,一个家庭的父亲跳下了火车。3天3夜后,他们抵达新疆。谢虎礼望向窗外,一股绝望之感向他袭来。

“平均”的不平均

1985年,胡耀邦到新疆考察,他为知青题词:“历史贡献与托木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知青们奔走相告,重燃了希望。次年,上海副市长谢丽娟到新疆考察,得知消息的知青张宝璇向她递交了联名请愿书,并要求召开座谈会。知青们纷纷要求回城,至少让子女回到上海。

几十年后,张宝璇回忆起来唏嘘不已,当年被保证不“秋后算账”的带头人,最后都难逃惩罚。多年来,他总结、反思,最终走上法律的道路。他屡屡呈交行政诉讼状,请求判当年的行政行为为违法的强迫劳动,并给予补偿。如今,他相信法治的力量,再也不会像年轻时那样去请愿上访了。

张宝璇

当时,他们的要求在1989年部分实现了:知青家庭的一个子女可回到城里。但知青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了。1980年代以后,不符合回城规定的知青有了分化:有的永远留在新疆,有的死亡,有的流散到第三地,最大的一拨有三万多人,他们干到退休,然后返城。有六千人左右自动和新疆脱离关系,选择滞留在上海,成了黑户。

1988年,谢虎礼带着两个孩子逃回上海,成了六千分之一。为存退路,张维敏选择继续留在新疆。

回到上海的谢虎礼和母亲及两个孩子挤在7平方的老房子里。谢君至今都记得,自己整整一周都躲在门后偷窥外面的一切,那种既向往又恐惧的情形。1980初的记忆还困扰着当时的他——那时,他上小学二年级,和姐姐在开学的第一天,就被展示到众多小朋友面前:这是新疆来的借读生。姐弟俩一听就把头低了下去。

起初,少年谢君上课的时候总是走神,在本子上偷偷画在新疆的房子、房子周围的道路和建筑,“怕自己忘了新疆”。可随着生活的展开,他确实再也回忆不起新疆的模样。

谢萍对于过去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从房子的结构到老师的姓名到别人看她的眼神。在80年代那些年,她听到最多的评价就是“野蛮人”。一天傍晚,她请新疆回来的同学到家里吃饭,饭桌摆在门口,他们看到肉都特别兴奋。她还记得,姑姑高声对街坊说:他们新疆来的就是奇形怪状。走在路上,她也总低着头,感觉所有的人都看不起她。她觉得,所有的症结都在于,没有上海户口,而她本该是上海人。

转眼间到了1990年,这对龙凤胎16周岁了。按照政策,俩人中的一个可以入上海户口。那时的谢萍想报考美术中专,而报考前提是要有上海户口。老师两次到她家向谢虎礼夸奖她,希望户口能给谢萍。但每次的答案都是:户口要留给儿子。

那一阵子,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似乎人生也望到了尽头。一个傍晚,回到乱糟糟的家里,她再也不想去马桶间做作业了。她拿起菜刀往手腕一割——幸好菜刀并不锋利,家人立刻扑过来抢救。割腕事件终究是一场小风波,依旧改变不了户口的走向。

旧矛盾未了,谢家又有了新矛盾。谢君报户口,遭到了奶奶的阻拦。她把户口本藏了起来。谢虎礼在家里闹得天翻地覆,把柜子都踢烂了,最终才让母亲交出了户口本。

许多年后,支离破碎的亲情仍是谢虎礼难以言说的痛楚。他悲哀又自我安慰地想,这也许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宿命。1953年,父亲作为资本家被打为反革命分子送去新疆劳改,留下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领救济金生活。从童年开始,自卑感便如影随形,他从未买得起书包和课本。当他站到台上带领少先队员唱歌时,他发现“下面的红领巾一片鲜红鲜红的,而自己却是淡红淡红的。”都是父亲害的,他想。去新疆后他从未给父亲写信,从未见他一面。少年谢虎礼以父亲为耻,他认为是父亲阻碍了他在新中国变成一个新人;中年谢虎礼不敢恨母亲,却不能原谅母亲阻挠他在新时代进入新生活。

1992年,户口总算对那些滞留在上海的黑户知青开禁了,同时他们也被要求写下保证书:不向政府要工作、要房子。再过五六年,他们又得到了每月两三百元的补助,有一年,他们拿到了369元。从此,“369”成了这拨知青的称呼。

谢虎礼也是这一结果的受益人。可向母亲讨要户口时,又是一番争吵,最终谢虎礼以保证书来交换户口本——不参与分房子。此后,这个7平米的屋子充满了紧张。同一屋檐下,母亲和谢虎礼一家分开炉灶做饭。而直到老人去世,谢君未曾叫过她一声奶奶。

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反复上演。而随着岁月的消逝,人们也慢慢淡忘了其中的情节。1993年,拥有了户口的谢萍理直气壮地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因为户口问题而流产的初恋也已远去。烙印在慢慢消退。她读夜校,努力工作,结婚生子,融入了大都市的生活。

谢萍为自己感到幸运。她知道,在她身后,还有三万多知青的子女们,注定要经历更多的挣扎,43岁的陈莉就是其中的一个。

户口人生

周末的傍晚,陈莉在厨房烧饭,看到记者,她勉强笑了一下。关于知青二代的生活,她不愿回忆,不愿看到他人同情的目光。

“讲述过去能改变什么吗?不能。对我有好处吗?没有。除了揭开伤疤,让我痛苦。”饭桌上,她眼皮下垂,把辣椒皮一点点地从豆腐上挑下来。可沉默良久,她还是回忆了,因为,“北方人会为人着想”。

陈莉傲气、敏感,有一股把生活看明白不自欺的倔劲。如果可以重来,她不会选择回到上海。可是1988年,如同其他知青二代,她和妹妹都只是被不甘心的父母送回上海的懵懂少年。她们四处打工,被欺负、被欠薪,饱一顿饥一顿,一斤面条俩人抢着吃。妹妹哭着要回新疆,可她们根本买不起火车票,陈莉强装狠心:要回,你自己回!

1989年报户口时,陈家把户口给了惟一的男孩。母亲李凤娇想,女孩子毕竟可以嫁个上海人。于是,陈莉走上了通过嫁人改变户口的道路。漂亮的陈莉对那些看得上她的上海男人从未动心过。她早就看透了待价而沽的交换本质:对方要结婚,她要户口。

第一场婚姻以她迟迟没生孩子而告终,而直到离婚,她还没达到落户的年限。2001年,母亲从新疆退休回到上海,开始为解决女儿的户口问题而上访。上访的结果给了她一些优惠:结婚满两年就可以入户。

第二场婚姻的选择余地更小了,对象是五十来岁的上海男人。总算两年过去了,陈莉在家四处找户口本,丈夫却站在一旁,冷冷地说: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我是永远都不会让你入户的。

陈莉果断离了婚。慢慢地,她已经不再想户口的事情,她甚至只想找到自己的家庭。后来,她又被介绍给一个带着孩子的鳏夫。男人找各种借口不和她结婚,但她还是和他同居了两年。孩子和母亲都慢慢喜欢上她,可他总对她挑三拣四,嫌她挣钱少,当他炒股失败的时候,又把责任归咎到她身上。

“如果有本事我还会找你这样的人吗?”陈莉反唇相讥。她总是忍气吞声,还嘴时,她已经下定了离开的决心。

如今,她似乎看开了,对于户口也不再执着,她想摆脱户口魔力——她的一些知青朋友,解决了户口问题就像变成另外的人种似的。生活告诉她:安全感必须自我供给。所有以交换为目的的婚姻都是不会长久的,在矛盾和争吵中,终究会暴露它不堪的面目。

过去,一种强大的自我保护本能让她隐藏身份,她讲一口流利地道的上海话,她察言观色,她小心翼翼地打量自己,生怕露出外地人的马脚——但她又看不起上海人,虽然她也遇过开明谦和的本地人,但在她的世界里,那是少数。

许多时候,她感觉空荡荡的。她拼命挣钱,每天一早出门,深夜才回到家里,必须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打下经济基础。上海许多角落都有她打工的身影,但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这么形容过去的生活。她甚至羡慕起母亲,他们有工龄、有历史、有群体归属感,他们可以随时放声痛哭,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赔偿青春,可以大声说“我是上海人”。她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母亲李凤娇一边打毛衣,一边静静听着,不住抹眼泪。许多事情她也是这一晚才听女儿第一次说。多年来,她为愧疚感所压抑,毕竟陈莉是大女儿,户口本应归她的。女儿有时问,我是你亲生的么?李凤娇说,我看不是。女儿回答,我也觉得不是。这样的对话让她难受到极点。

这位 63岁的老太太,讲述起往事,总带着不自知的黑色幽默。

1964年 ,李凤娇还是一名初中生。5月28日——她还记得——下午,她去上学。校长笑眯眯把她招到办公室,说,李凤娇同志,你被批准到新疆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了。

她困惑地说,我没申请啊。但几天后,她就到了新疆。然后被通知,分到农四师牧场。

“什么是牧场?”她问。

然后,她就到了牧场。一晃35年。

回城10年里,她四处打工,为女儿的户口四处上访,还去了北京,可是还没下火车就被打回来。

两头都是弃儿

上海虹口公园。老远就听见欢快的音乐声,老人踏着节奏翩翩起舞,他们身着新疆维吾尔族服装,扭动脖子,轻摆手腕,忘情地转圈,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由新疆回来的知青组成的“上海阿凡提歌舞团”在虹口公园表演

“这是新疆刚运过来的!”张团长伸开手,给记者递来葡萄干。这位上海阿凡提歌舞团的创办者鼻子下还夹着两撮往上翘的假胡须,笑起来一跳一跳的。每逢周六,张团长都要和其他的老知青群体在这里跳新疆舞。

2000年,从新疆退休回来的张团长,感到满大街都是异样的眼光。他一个人跑到公园跳起了新疆舞,“我想证明,新疆回来的知青不是萎靡不振的。” 张团长这么认为。

郞先生站在一边教授围观者舞步。他已经跳了将近十年,至今没法习惯上海的精致和优越。他跳新疆舞,上新疆馆子。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忘却回到上海的失落感。

为什么要回来呢?“落叶归根。”他指指大树,毫不怀疑自己朴素的情感。可他又总是怀念过去的时光,这时光自动剔除了痛楚,它是青春,是友谊,是豪迈的生活。

在这个公园的一角,另外的知青们松松散散地站着。他们拉家常,更多时候,他们彼此不说话,晒着太阳,静静围观跳舞的人群。

“都是苦中作乐。”另一位退休归来的知青则说,自己有一肚子委屈,却无处申诉。他想,只有等到见马克思的时候,他再慢慢诉说了。

而这样的诉说,送葬人吴祥志已经听得太多,他把这些故事全装在了心里。这几年,他回过两次新疆,看到从前的地窝子变成了一排排新楼,走过的泥泞小路铺成了柏油大道,当年他们住过的房子如今住进了年轻力壮的新工人。

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他想起自己听过的经历过的故事,想起他们这一代人的心血。但他又有一种陌生感,除了档案,这里似乎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迹了。

“新疆说欢迎我们回去,可是真要回去他们也不欢迎,我们已经老了。”他说,他开始理解这个世界的经济学原理,也理解了为什么自己“两头都是弃儿”——作为异乡人,他对新疆失去了利用价值;作为本土人,他对上海未曾有利用价值。

“上海肯定想,我们从未对这里有过贡献,为什么要负担我们的养老。可是当时,是它把我们送去的。”历史的债务,要由谁来承担?为什么要去新疆?为什么又要回到上海?

他要养活自己。可对于未来,他已经没有把握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莉、李凤娇为化名)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老知青家园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